读完《坚硬如水》之后，立即翻箱倒柜找出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有两年没读王小波了，但以前读得多，从脉络到细节都很熟悉，不多一会，就把那篇本不长的《黄金时代》重温了一遍。放下王小波，开始想，不一样，太不一样，尽管时间背景相似，故事有稍许相似，但是从头到尾完完全全不同。

《坚硬如水》的开头：“等我死过之后，安静下来，我会重新思考我的一生，言论、行为和我行走的姿势及对那鸡屎狗粪的爱情的破解。那儿是一片温柔之乡，是思考的上好去处。思考在那儿如柳絮飘落样轻柔美丽，灿若桃花。”这是一个倒叙式的开头，意味着接下来就要讲述“我”是如何落到这般田地的，同时也布下了一个悬念，那就是“我”，主人公高爱军，究竟会不会被枪决。

事情起源于1967年，“我”高爱军所在的部队解散，“我”提出复员，回乡去参加当时已进行得如火如荼的那场运动。不用去查历史书我们也知道，1967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实际上早在1967年前，局势就已经是一片混乱了，但事件的真正开始总有一些标志性事件，其中之一就是军队的介入。结合历史背景来看，高爱军不该在这时候提出复员，他的部队虽然解散了，但还是有部队愿意收编他的。读完全文之后这个疑惑不解自开了，原因之一自然是他自己承认的，他想女人了，原因之二则是他参加运动的目的，这在等级森严纪律严格的部队是不可能的。得偿所愿，高爱军回到故乡，不仅邂逅了他的爱情，也一步步地将运动发动起来了，他和夏红梅配合默契心有灵犀，一个接一个地铲除了他们政治上的敌人，感情上的绊脚石，以极快的速度进入了程岗镇的领导队伍。

小说中的程岗是宋明理学奠基人“二程”的故居所在地，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设定，“程岗”是杜撰的镇名，真正的二程故居在洛阳市嵩县田湖镇程村，而小说的作者阎连科就是嵩县人。作者选择这样一个地方，大概有点新旧势力较量的意思，很可惜，代表旧势力的村支部书记，也就是高爱军的老丈人不堪一击，两个回合下来就疯了。高爱军一直有个愿望，就是把程家的夫子寺庙一把火烧了，他为什么如此痛恨程寺呢？一是它代表了一种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下像高爱军这样的出身是永无翻身之日的；二是它否定情欲。这对于权力欲望和情欲都极度亢奋的高爱军来说，无疑就是一座压在他头上、心上的大山。

说到情欲，这是阎连科小说里一个恒常的主题了。我对着读《坚硬如水》和《黄金时代》，一个直接的感触就是阎连科笔下的“性”更多着墨在“欲”上，很浊，高爱军和夏红梅偷情的地方不是在墓地里，地洞中，就是在野地里，古屋中，都是那种很阴森的地方，阎连科非常擅用通感，他给气味赋予颜色给感觉赋予形状给声音赋予味道，所有这些观感都参与到欲望的描写中来，给人感觉就是浊，重；而王小波笔下的“性”更像是“事”，看他写陈清扬和王二逃到山里后，清晨为了抵御寒气而做爱，还有他们像海豚一样“敦伟大友谊”，很干净很清新。造成这种清、浊差别的除了写法，当然更取决于主人公，高爱军和夏红梅的情欲需要由口号和Red歌曲来做催化剂，也就是说，这俩人连情欲都不是单纯的，是与权力欲望参杂、混合在一起的；王二那里就简单多了，他满二十一岁了，还是个童男子，所以他去找陈清扬帮忙，看在友谊的份上，借用她的身体，连爱情都没有，又简单又干净！

再说到简单这里，高爱军和夏红梅不简单吗？其实他们单纯得像单细胞生物。同样主题的文学作品从70年代末到现在，很不少，曾经有“伤痕”、“反思”这样的潮流，有写知识分子命运的，也有王小波这样写的，还有《七十年代》这种回忆散文类的，但像阎连科《坚硬如水》里这么写的，我第一次看到，主人公不再是无辜的受害者，而是臭名昭著的ZFP的一员，而且，阎连科竟然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第一人称叙事的危险在于容易跟主人公靠得太近，无论对作者还读者来说，很可能丧失审视的距离感。阎连科的解决方法是将人物抽空，然后仅仅灌注进欲望——power欲和情欲这两样东西，于是他笔下的高爱军变得非常简单，像我说的，简单得如同单细胞生物，他不知疲倦无所畏惧，也毫无内省、反思，他的血管里流淌的不是血液，只有欲望，他的脑子里没有思想，就像小说开头说的，要死过之后他才能重新思考，只要是活着，他就受语录和Red歌曲的支配。这样一个荒诞至极的人，在今天的读者心里，自然是很难产生认同感的，因此审视也变得可能。

当然了，这本身就是一个荒诞的故事，小说情节越推进，越令人感到不可思议。高爱军与夏红梅眼见着就要一步登天，从此辉煌腾达了，但转瞬之间，形势急转直下，他们转眼间堕入深渊，原因竟然是他们至死才明白的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细节。荒诞吗？这种转换，当时其实并不罕见。

荒诞不是幽默，我一直在想，阎连科之所以这么小众，是因为他太沉了，沉重得没有幽默感，而且结构又是那么老实，像这部《坚硬如水》，非常老套的倒叙手法，单人视角。王小波不同，他懂得在文章里设点埋下一些幽默因子，一些笑点，诱导人读下去，他的结构又很灵活，视角转换也很频繁，我几年前读《万寿寺》的时候做笔记，一篇小说里视角的转换在十次左右，很摇曳。阎连科的小说往往是读了大半才知道这是个笑不出来的黑色幽默。翻完《七十年代》这本书，或者读完他的散文《我与父辈》，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他行文这么老实的缘故了，他是那种从泥土里挣脱出来的作家，他见识并经历过真正的苦难，那些记忆会令人很沉重，以至沉滞，也会令人也许一辈子都无法开怀大笑一次。有段时间我们讨论文学的地域性特点，说到湖北的作家群，有人问说为什么湖北的小说家都是现实主义风格的，都是沉甸甸的，没有轻盈、先锋的东西？答案或许就在这里吧！

《坚硬如水》的语言很Red，这种语言几乎令这部长篇小说的出版成为不可能，这里不赘述。但读完这本小说，有个很有意思的发现，阎连科一向喜用递进的句式，也喜欢采用四个字的词语，有时候明明是两个字的词，他喜欢叠成四个字来用，因此形成一种落点很重，很铿锵有力的风格。我揣度着，这跟他的军旅生涯有关吧，想想战士们走正步的声音，行军的声音，像不像？像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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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七零末八零初出生的这拨人，成长过程中或多或少遭遇过香港娱乐文化的来袭。

到上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时我们已经长成十多岁能写能读能看能听的半大姑娘或小伙，早熟的甚至心思已经开始活络，但在应试教育的围追堵截下，满脑子里像灌满了刨花，一个个打着优美的卷儿，但混沌地纠缠在一起，理不出条理来。

香港娱乐文化挟裹而下，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以粤语流行歌、港产电影，以及或潇洒或美艳的明星们为先锋，一路势如破竹，迅速在我们遍布刨花的脑海中占据了一处高地，成为我们这一代人以后谈论往事时避不开的一个话题。不得不说，香港娱乐文化那时成功侵入内地，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天时是说当时我们这批正处于青春期的受众，没赶上前一代人文理想的高扬，又错过了下一截文化市场的全面开放，我们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撂在那里，除了课本和参考书，举目荒凉，既写不出诗歌也看不到哈利·波特，香港娱乐文化就在这时趁机而入了；地利指当时的香港正处于回归前后，与大陆既有一脉相承的血缘，又在地理上保持了适当的距离，屏幕上黑发大眼衣着光鲜的佳丽比起金发碧眼的尤物，明显来得更亲切些，但比起大陆刚刚起步的娱乐业培养出的女明星，又更耀眼夺目；至于人和，那时的香港娱乐业，实在聚集了太多有才华肯拼搏的人士，那真是香港娱乐业的黄金时代，人才辈出，雨后春笋似的一茬茬往外冒，摁也摁不下去，连明星都似乎更优质些。

总之，港文化来势凶猛，带着海洋的新鲜气息，如久旱后的倾盆大雨，直扑大陆，不费吹灰之力就虏获了我们这些少男少女的心。男孩子悄悄把头发留长，学郭富城梳成中分，也不管耷拉下来的那几缕总是遮住了眼睛；女孩子买了硬壳笔记本和几毛钱一张的明星不干胶贴纸，小心翼翼地把喜欢的明星贴在笔记本上，留白处抄上歌词，课余拿出来，低着嗓子哼几句。这样的硬壳笔记本，成年后我在家中箱子里翻出了好几本，稚拙的笔迹，但看得出格外认真，没有一点涂改痕迹，可见心态之虔诚。

香港电影也是在那个时候进入我们视线的，当时我们的第五代导演还没有想到要拍出大片，都窝在山沟沟里搞艺术，大众接受度甚低，好莱坞的电影也还没能及时、全面地引进，电影院生意惨淡，尤其是我们小镇电影院，曾经是姑娘小伙恋爱的最好场所，却落得一年到头放不了几部电影，还都是主流的，除了学校组织集体观影，一般人不大爱看，于是电影院只好偶尔出租给剧团来演歌舞或戏剧，到后来连这门生意也惨淡了，那些原本热闹、光鲜的建筑就这样告别了它们的辉煌，眼看着一日比一日地黯淡、颓败了下去。

与此相对应的却是私营录像厅生意的火爆，通常是走过一条逼仄幽暗的巷子，来到一户普通的民宅前，门口挂着深色布帘，撩起来跨进去，光线昏暗，不大的空间里摆了几条长椅，靠墙高高一个柜子，上面摆着电视机和录像机。电视屏幕并不大，和普通家庭用的差不多，但因为有了旁边的录像机和摞起来几尺高的录像带，它显得如此与众不同。来看的人多数是男性，有中年落拓者，脚上随便踏双拖鞋，走起来啪嗒啪嗒响，他们一边看一边吸烟，到好笑的地方也不会大笑，嘴稍稍一张，表示乐到了；有年轻的混混，他们大多是辍了学又年龄太小没工作，镇日在街上游荡，偶然也拉帮结社打群架，他们最爱看周润发，拿着枪左冲右突，枪口火花不断，龙套们一个接一个姿势各异地倒在地上；还有一个群体，便是初中、高中的学生，找了借口请一下午的假，用一顿早餐的钱来看三部电影，他们不挑片，放什么都爱看，文文静静地坐在那里从头看到尾，脸上的惊奇、艳羡、向往都毫不掩饰。

那时当然不知道“类型片”一说，但已能凭着观感自己把香港电影分为警匪、枪战、武侠、爱情、搞笑、恐怖等种类，男生最爱的是前三类，吴宇森和徐克的片子尤其受欢迎，成龙、周润发是偶像，还有从大陆过去拍片的李连杰，录像厅门口贴上一张红纸，上面只有三个关键词“黄飞鸿 李连杰 徐克”，便招徕了很多生意，每天放三遍《黄飞鸿》，次次都爆满，很多人看了一遍不够再去看第二遍，同样待遇的影片还有周润发的《英雄本色》，虽然不是新片，也是长放不衰的。女生遵纪守法的多，一般不敢涉足黑乎乎的录像厅，但也有高挑早熟的女孩我行我素地谈起了恋爱，和男生结伴去看，对那些江湖义气、舞刀弄枪的毕竟不大提得起兴趣，参差着放的爱情片，搞笑片也算照顾了女士，那时候香港电影纯粹的爱情片不太多，大多带文艺性质，也有改编自文学名著的，也不太合小女生的胃口，最好的就是搞笑片，或者可以直接说，周星驰电影。

90年代应该算是周星驰出演电影的高峰期，无论从出产数量，还是票房和口碑。我现在闭上眼睛，将能将那些电影的场景在脑海中一一召回，《家有喜事》、《食神》、《逃学威龙》、《赌侠》、《鹿鼎记》、《唐伯虎点秋香》、《大内密探零零发》、《国产凌凌柒》等等等等，奇怪的是，尽管很多片子套路差不多，搞笑的手法也多有雷同，但看不腻，老少男女皆宜，每家录像厅，每天至少都会放两部周星驰主演的电影，那位为周星驰做普通话配音的石斑瑜（当然是多年以后才知道那声音不是出自周星驰本人，也才知道这位幕后英雄的名字），他的几乎每句台词都能逗笑下面的观众，引人模仿。

哦，还有鬼片，看片的青年男女可谓心怀“鬼”胎，既害怕又期待，害怕吓到，期待吓到时可以握住恋人的手。

和我同龄的人应该都能回忆起当时的高中生活，连轴般地在几门功课间打转，日复一日地考试、测验，像吃下一样东西后不停地反刍，再咀嚼，再咽下，折磨得人几乎要疯掉。去录像厅看电影是唯一的精神出口，俊男美女、云鬓霓裳、快意人生，方使人觉得还有一线希望，值得熬下去，从录像厅里出来时，往往天光尚早，太阳明晃晃地悬在头顶，照耀着灰头土脸的小镇的街，还停留在脑海中慢慢回味的那些灿烂影像，不真实得像刚刚发了一场梦，光怪陆离的梦。

1999年，世纪末，我们这拨人走进了最残酷的考场，一切的努力、训练和折磨都到了尽头，只剩一道关口，像鲤鱼要跃的龙门，考上的从此远走高飞别管前路为何，考不上的留下，留在遍地西瓜皮的小镇街道，成败只在三天两夜。

考完后返校，不知道谁提议，全班同学凑了钱租来一台VCD放映机，租来成沓的碟片，又不由分说从班主任家抱来了电视机，先是集体K歌，然后第一次全班同学坐在一起看电影，依然都是香港电影，有周星驰、周润发、成龙、李连杰，也有迅速窜红的郑伊健，他扮演的古惑仔系列迷倒了全班男生女生，大家一起笑一起闹一起尖叫，有种患难与共后的心有灵犀，也有离别前狂欢的意味。其中夹杂着一部爱情片，《玻璃之城》，港味十足的浪漫爱情片，香港可不就是一座玻璃之城吗？我们看得如痴如醉，青春的脸上既有憧憬，也有伤感。

回归后的香港与大陆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并逐步开放了自由行，每年都有无数的大陆游客前去观光、购物，它早已不再遥远繁华如天上的街市；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大片导演，影院赢来了市场复苏，录像厅全体销声匿迹；后来常常有两岸三地的电影人合作影片，我们渐渐觉得，我们大陆的明星其实不比香港的差；后来很少看到港味纯正的香港电影，但仍然对它有着一份情怀，偏爱香港制造的影像，尽管结果常常是失望。我想，这份情怀能支持我继续关注香港电影，直到它下一个黄金时代的到来。

记忆中的港产影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连带着我们这拨人的青春，但回忆起来它带给了我们那么多的鲜活、生动和明媚，很大程度上它也是我们从小镇上望向世界的一扇窗口。

注：杂志退稿文，贴上来敝帚自珍。被退不是第一次，不过还是有点s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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