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坚硬如水》之后，立即翻箱倒柜找出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有两年没读王小波了，但以前读得多，从脉络到细节都很熟悉，不多一会，就把那篇本不长的《黄金时代》重温了一遍。放下王小波，开始想，不一样，太不一样，尽管时间背景相似，故事有稍许相似，但是从头到尾完完全全不同。

《坚硬如水》的开头：“等我死过之后，安静下来，我会重新思考我的一生，言论、行为和我行走的姿势及对那鸡屎狗粪的爱情的破解。那儿是一片温柔之乡，是思考的上好去处。思考在那儿如柳絮飘落样轻柔美丽，灿若桃花。”这是一个倒叙式的开头，意味着接下来就要讲述“我”是如何落到这般田地的，同时也布下了一个悬念，那就是“我”，主人公高爱军，究竟会不会被枪决。

事情起源于1967年，“我”高爱军所在的部队解散，“我”提出复员，回乡去参加当时已进行得如火如荼的那场运动。不用去查历史书我们也知道，1967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实际上早在1967年前，局势就已经是一片混乱了，但事件的真正开始总有一些标志性事件，其中之一就是军队的介入。结合历史背景来看，高爱军不该在这时候提出复员，他的部队虽然解散了，但还是有部队愿意收编他的。读完全文之后这个疑惑不解自开了，原因之一自然是他自己承认的，他想女人了，原因之二则是他参加运动的目的，这在等级森严纪律严格的部队是不可能的。得偿所愿，高爱军回到故乡，不仅邂逅了他的爱情，也一步步地将运动发动起来了，他和夏红梅配合默契心有灵犀，一个接一个地铲除了他们政治上的敌人，感情上的绊脚石，以极快的速度进入了程岗镇的领导队伍。

小说中的程岗是宋明理学奠基人“二程”的故居所在地，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设定，“程岗”是杜撰的镇名，真正的二程故居在洛阳市嵩县田湖镇程村，而小说的作者阎连科就是嵩县人。作者选择这样一个地方，大概有点新旧势力较量的意思，很可惜，代表旧势力的村支部书记，也就是高爱军的老丈人不堪一击，两个回合下来就疯了。高爱军一直有个愿望，就是把程家的夫子寺庙一把火烧了，他为什么如此痛恨程寺呢？一是它代表了一种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下像高爱军这样的出身是永无翻身之日的；二是它否定情欲。这对于权力欲望和情欲都极度亢奋的高爱军来说，无疑就是一座压在他头上、心上的大山。

说到情欲，这是阎连科小说里一个恒常的主题了。我对着读《坚硬如水》和《黄金时代》，一个直接的感触就是阎连科笔下的“性”更多着墨在“欲”上，很浊，高爱军和夏红梅偷情的地方不是在墓地里，地洞中，就是在野地里，古屋中，都是那种很阴森的地方，阎连科非常擅用通感，他给气味赋予颜色给感觉赋予形状给声音赋予味道，所有这些观感都参与到欲望的描写中来，给人感觉就是浊，重；而王小波笔下的“性”更像是“事”，看他写陈清扬和王二逃到山里后，清晨为了抵御寒气而做爱，还有他们像海豚一样“敦伟大友谊”，很干净很清新。造成这种清、浊差别的除了写法，当然更取决于主人公，高爱军和夏红梅的情欲需要由口号和Red歌曲来做催化剂，也就是说，这俩人连情欲都不是单纯的，是与权力欲望参杂、混合在一起的；王二那里就简单多了，他满二十一岁了，还是个童男子，所以他去找陈清扬帮忙，看在友谊的份上，借用她的身体，连爱情都没有，又简单又干净！

再说到简单这里，高爱军和夏红梅不简单吗？其实他们单纯得像单细胞生物。同样主题的文学作品从70年代末到现在，很不少，曾经有“伤痕”、“反思”这样的潮流，有写知识分子命运的，也有王小波这样写的，还有《七十年代》这种回忆散文类的，但像阎连科《坚硬如水》里这么写的，我第一次看到，主人公不再是无辜的受害者，而是臭名昭著的ZFP的一员，而且，阎连科竟然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第一人称叙事的危险在于容易跟主人公靠得太近，无论对作者还读者来说，很可能丧失审视的距离感。阎连科的解决方法是将人物抽空，然后仅仅灌注进欲望——power欲和情欲这两样东西，于是他笔下的高爱军变得非常简单，像我说的，简单得如同单细胞生物，他不知疲倦无所畏惧，也毫无内省、反思，他的血管里流淌的不是血液，只有欲望，他的脑子里没有思想，就像小说开头说的，要死过之后他才能重新思考，只要是活着，他就受语录和Red歌曲的支配。这样一个荒诞至极的人，在今天的读者心里，自然是很难产生认同感的，因此审视也变得可能。

当然了，这本身就是一个荒诞的故事，小说情节越推进，越令人感到不可思议。高爱军与夏红梅眼见着就要一步登天，从此辉煌腾达了，但转瞬之间，形势急转直下，他们转眼间堕入深渊，原因竟然是他们至死才明白的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细节。荒诞吗？这种转换，当时其实并不罕见。

荒诞不是幽默，我一直在想，阎连科之所以这么小众，是因为他太沉了，沉重得没有幽默感，而且结构又是那么老实，像这部《坚硬如水》，非常老套的倒叙手法，单人视角。王小波不同，他懂得在文章里设点埋下一些幽默因子，一些笑点，诱导人读下去，他的结构又很灵活，视角转换也很频繁，我几年前读《万寿寺》的时候做笔记，一篇小说里视角的转换在十次左右，很摇曳。阎连科的小说往往是读了大半才知道这是个笑不出来的黑色幽默。翻完《七十年代》这本书，或者读完他的散文《我与父辈》，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他行文这么老实的缘故了，他是那种从泥土里挣脱出来的作家，他见识并经历过真正的苦难，那些记忆会令人很沉重，以至沉滞，也会令人也许一辈子都无法开怀大笑一次。有段时间我们讨论文学的地域性特点，说到湖北的作家群，有人问说为什么湖北的小说家都是现实主义风格的，都是沉甸甸的，没有轻盈、先锋的东西？答案或许就在这里吧！

《坚硬如水》的语言很Red，这种语言几乎令这部长篇小说的出版成为不可能，这里不赘述。但读完这本小说，有个很有意思的发现，阎连科一向喜用递进的句式，也喜欢采用四个字的词语，有时候明明是两个字的词，他喜欢叠成四个字来用，因此形成一种落点很重，很铿锵有力的风格。我揣度着，这跟他的军旅生涯有关吧，想想战士们走正步的声音，行军的声音，像不像？像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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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在《美的历程》里“青铜饕餮”一章中写道：“人类从动物开始。为了摆脱动物状态，人类最初使用了野蛮的、几乎是动物般的手段，这就是历史真相。历史从来不是在温情脉脉的人道牧歌声中进展，相反，它经常要无情地践踏着千万具尸体而前行。”

就大历史的演进而言，李泽厚说，战争是例证之一。

就个人的繁衍和发展而言，我想，父辈常常是牺牲品。

孔子骂原壤道：“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千年后这句话简化成四个字“老不死的”，经常被后人用在年老力衰但还活着的祖辈或父辈身上。

日本导演今村昌平有一部电影《楢山节考》，讲的是日本一个偏僻山村里的弃老风俗，因食物匮乏，村里年满70岁的老人都要被儿子背上楢山上去等死。

历史的真相大概就是如此，在动物界没有赡养父辈的传统，独居的动物成年后离开母亲去觅食，群居动物里进入老年的动物常有被群体抛弃的危险。人类从动物进化为人，“孝”是进化到一定阶段后的伦理产物，“孝”是一种准则，而非自发的情感，“孝”几乎和“贞”一样，旨在限制或消除人身上的动物性，但是也和“贞”一样，它看上去理所当然合情合理，却是一个太高的道德标准，稍不小心就会沦为不孝。

回到正题，《我与父辈》是一个朴实的标题，一眼就知道这本书要写的是什么。阎连科出生于1958年，和我父亲是同龄人，他通过入伍和写作离开土地，我父亲通过高考逃离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阅读这本长篇散文，我一直想到我父亲，想到祖父，想到我和父亲对祖父的愧疚和遗憾。

阎连科写到父亲去世前，大夫说了一句话：“只要二叔活着，你们家怕不会有好日子过；你们家要日子好了，二叔也能多活几天。”阎连科毫不讳言，“明确说，停在我脑里的不是那话，是那话最直接的含义——‘只要父亲在世，我们家（也许就是我）就不会有好日子过。’或者说，那含意就是我对父亲故逝的一种预盼，对父亲长年有病受到拖累的一种厌烦，一种逆子私欲的无意识表白。”“想着我那一瞬间产生的卑劣、罪过的念想，为了惩戒我自己，我朝我脸上狠命地打了一耳光，接下来，又用右手在我脸上、腹上、腿上往死里拧着和掐着……”

倘若不对现实进行太平粉饰的话，我以自己有限的人生经历可以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就算不是百分之百也是百分之九十的现实写照。人生是很吊诡的，最善于以时间来考验人性，“孝”倘若以某一时刻的言行来衡量，大约所有人都不吝付出以换取内心的安宁和道德感的满足，而一旦它成为一个长久准则（家有长期患病需要照料的父母），稍有背离便会落下“不孝”的罪名，那它就成了孙悟空头上的金箍，无比可厌。

我的祖父去世得很快，从发病到离开，半个月余，这后来成了子女们口中的一个美德——去得快，自己少受罪，也没连累人。其实落脚点在最后一句，既没有给子女造成太大的负担，也没有让我们去接受孝顺与否的考验，我们伤心，但心安理得。

祖父去世之后，祖母很快也失去了生活自理的能力，需要人照料。在之后的一年半里，我无数次听到或戏谑或正经的口吻说：“怎么还不死啊？”

人老了，他们的活动范围变得极小，他们的感受被漠视，子女们说这些话时并不避忌，好像老人理应受到“老而不死是为贼”的指责，他们只好装聋，装没听到，后来为了表示尊严，我祖母开口请求子女给她一针，那种打下去能让她去见祖父的针。

当然是不可能打那样的针的，但祖母的生命衰竭到一定程度后，她拒绝再进食进水。就这样熬了八天，祖母才咽下最后一口气，我们这些孝子贤孙们跪在床前嚎啕大哭，一来哭我们经历了那么多次死亡，仍然没有清楚它是永恒的，无法回头的；二来哭我们终究没通过“孝”的检验，我们想必让祖母的心都凉了，一辈子为子孙操劳的那颗心。

我以自己长期在外地首先赦免了自己，至少我没盼望过祖母的死；我的父亲，祖母一生挚爱的儿子，她生了好几个唯一存活下来的儿子，跪在灵前痛哭流涕捶胸顿足，他是悔恨的，因为他有过希望母亲快点去世的念头，但他不能带着悔恨生活下去，那是折磨，良心的谴责，祖母下葬后，父亲开始逢人就说：“反正我照顾了母亲一年半，也算尽了孝心。”他不是需要对别人辩解，是在安慰自己，为自己的不孝辩护。

很长一段时间后，我回想起当时的那一幕幕，感到万分羞愧，至少我的父亲他悔恨过自责过，而我呢？我抢先一步就将自己置身事外了，又有什么资格去剖析父亲？难道我不是祖母最钟爱的孙女吗，难道我没有吃过她一枚一枚为我积攒的鸡蛋吗，难道不是她一把屎一把尿将我抚养长大吗？父亲陪伴了她一年半，端茶伺水，我又做过什么？

受不了拷问时我把责任推卸给环境、时代和生存的压力，甚至我为找到开篇李泽厚的那段话而沾沾自喜，历史和个人都是这样前行的，有朝一日，我也会成为被牺牲的父辈和祖辈，到时我将以心碎和心凉来赎自己的罪。

阎连科在书的最后一段写道：“从那儿望过去，我们都已可以清楚地看到死亡了，可以听到死亡走来的脚步声，可以听到死亡在路上的交耳言谈和细语，可以看到死亡手持的通知和预告。这样儿，我们就不能不正面去考虑与它的答对、应酬了，不得不考虑今后面对命运与死亡时的态度和同死亡答对、争论、打斗时的说辞和尊严。因为活着终归是要有着最后那一日；因为终归有着那一日，也才必须要认真地考虑、安顿那些活着的事。”

死亡把一代一代的人带走，腾出空间给后来者。我们并非不爱自己的父辈，也不是不想谋得一个“孝顺”的名声，可是当食物只剩最后一口时，给父母还是给子女，多数人会选择牺牲父母吧！我不知道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繁衍本能还是一种心理的传承，不过或多或少有点安慰的是，我会不可避免地老去，我对祖辈、父辈犯下的罪，终有一日会受到同等的惩罚。

《我与父辈》是写给经历过生死、有一定阅历的人的长篇散文，一如既往地，阎连科保持着他作品的深度和力度，语言比起小说来要和缓些。

我想，心中仍然有一片乡土的人更能理解这篇散文，因为乡土上的挣扎和无奈，也因为土地是最纯粹最残酷的所在。如果我的父亲能戴上老花镜，静静地坐下来读完这本书，他的所感所想一定比我更多更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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