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小事，令萧红对祖父起了芥蒂。

写于1934年的《蹲在洋车上》是萧红早期的作品，后来收入到散文集《桥》里。它记叙的也是童年往事，从萧红四五岁起，祖母每次上街都例行问问她想要些什么，萧红每次都回答要皮球，可是祖母一次也没有给她带过皮球。到了她六岁时，“我愈渐讨厌我那个皮球，那真是太小，而又太旧了；我不能喜欢黑脸皮球，我爱上邻家孩子手里那个大的；买皮球，好像我的志愿，一天比一天坚决起来”。正是由于这个坚决的志愿，小萧红离家出走，“自己出街去买皮球了”。

结果自然是皮球没有买成，反而迷路了。“我不晓得自己走了多远，只是我是在疲劳。不能再寻找那家商店；我急切地想回家，可是家也寻觅不到。我是从哪一条路来的？究竟家是在什么方向”？

就在不知所措跌倒路边的时候，一个拉车的洋车夫让她上了车，问了她家在哪里，送她回家。可是等车拉到家门口时，调皮的萧红也不老老实实坐着，而是蹲在车上，于是“洋车忽然放停，从上面我倒滚下来，不记得被跌伤没有”，可能是太紧张和心疼孙女，“祖父猛力打了拉车的，说他欺辱小孩，说他不让小孩坐车让蹲在那里。没有给他钱，从院子把他轰出去”。

善良的洋车夫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另萧红久久不能释怀，也让年幼的她初初意识到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不平等，还使她对祖父的蛮不讲理心生不满，“所以后来，无论祖父对我怎样疼爱，心里总是生着隔膜”。

当然这只是一件小事，并不影响祖孙相依为命的感情。尤其是萧红的祖母去世后，萧红更是闹着要睡到祖父的屋里去。祖父教她念《千家诗》，没有课本，只是口耳传诵，祖父念一句，她跟着念一句。“早晨念诗，晚上念诗，半夜醒了也是念诗。念了一阵，念困了再睡去”。（《呼兰河传》）

人老了，是一步步往后走的，而孩子是大踏步向前进的，彼此相伴的时间不会太长久。1920年萧红九岁时，她上学了。如此一来，跟祖父一起消耗在后花园里或者念诗的时间自然少多了。

再往后，萧红念完初小念高小，再上中学，渐渐开始脱离家庭。而年迈的祖父越来越衰弱，又抽上了大烟，病到神智不清，有一次竟然忘了三女儿已经去世好几年，让萧红写信叫三姑妈过来。

因此萧红每每放假回家，总是陪在祖父身边，到了开学时又不忍离开。“祖父睡着的时候，我就趟在他的旁边哭，好像祖父已经离开我死去似的，一面哭着一面抬头看他凹陷的嘴唇。我若死掉祖父，就死掉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人，好像他死了就把人间一切‘爱’和‘温暖’带得空空虚虚。我的心被丝线扎住或铁丝绞住了”。这一段出自1935年萧红署名“悄吟”发表在《大同报》副刊《大同俱乐部》上的文章《祖父死了的时候》，记录的是1929年祖父去世前后她内心的孤苦和绝望，当时萧红正在哈尔滨上中学。

萧红最后一次同祖父见面的情形，这篇散文里也写到了。“大门开时，我就远远注意着祖父住着的那间房子。果然祖父的面孔和胡子闪现在玻璃窗里。我跳着笑着跑进屋里。但不时高兴，只是心酸，祖父的脸色更惨淡更白了。等屋子里一个人没有时，他流着泪，他慌慌忙忙的一边用袖口擦着眼泪，一边抖动着嘴唇说：‘爷爷不行了，不知早晚⋯⋯前些日子好险没跌⋯⋯跌死。’”

死亡的羽翼从人一出生起就笼罩在头上，有时候它忽然就浓重起来，将人吞噬进它的阴影，而有的时候它只是缓缓地由淡转浓，缓慢到人甚至觉察不到它的变化，可终有一天会被它挟裹而去。

萧红的祖父张维祯已经八十一岁了，他知道自己随时可能死去，他闻得到死亡的鼻息，他想到自己要是死了，孙女就再也看不到爷爷了。

这一天不可避免地来了。萧红从赶学校回家，“这回门前吹着喇叭，幡杆挑得比房头更高，马车离家很远的时候，我已看到高高的白色幡杆了，吹鼓手们的喇叭怆凉地在悲号”，“这回祖父不坐在玻璃窗里，是睡在堂屋的板床上，没有灵魂地趟在那里”，一切都在表明，祖父是真的死了，而死亡是这世间最最不可逆转、无能为力的命运。

“祖父装进棺材去的那天早晨，正是后园里玫瑰花开放满树的时候。”想到童年的恶作剧，想到祖父满头插满玫瑰花的样子，和祖孙俩的大笑，可想而知她的痛楚是何等剜心刺骨。所以在萧红十年的写作生涯里，代表世间一切温情和美好的童年、后花园、祖父，始终萦绕在她的笔端，时而以小说时而以散文形式进行文本再现。

祖父的死带给萧红的不仅仅是悲痛，还有恐惧和绝望。这是与她年纪不相称的绝望，1929年她还只有十八岁，旁人眼里应该正是如花似苗、青春盎然的时候，她却已经开始回顾人生，感到绝望了：“我懂得的尽是些偏僻的人生，我想世间死了祖父，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世间死了祖父，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可能她是悲观的吧，但她的确洞见了一个事实，这世间不会再有人像祖父那样疼爱、宠溺她了。

《呼兰河传》是孩童视角，没有写到“我”长大后的事，萧红只在“尾声”里写：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呼兰河传》是萧红的代表作，是一篇是散文化的长篇小说。小说前两章里作者的笔触就像电影镜头一样，缓缓在呼兰小城扫过，寒冷、泥土、灰尘、喧嚣、荒凉、愚昧、轮回、挣扎，这片土地上的常态和细节，被移动的镜头一一摄录在内。直至第三章镜头停止移动，定焦，才有了第一个进入读者视线的人物特写：“呼兰河这小城里住着我的祖父。”

萧红的祖父名张维祯，他性格温厚善良，有童心，也有些懒散好闲，青年时读过诗书，学过经营农商，但很快就发现自己既无兴趣也无天赋，遂放弃世俗经济，安闲度日。所幸家资还算丰厚，虽屡屡入不敷出，靠着祖传的几十垧土地和房屋，收租子也能养活全家上下。

张维祯与夫人范氏共育有三女一子，可惜小儿子不幸夭折，为延续香火，夫妻二人决定过继堂弟张维岳的第三个儿子张廷举为嗣子。这嗣子便是萧红的父亲。等到张廷举长大成家生儿育女时，张维祯已是六旬老人了，如萧红在《呼兰河传》里写的：“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儿子夭折，女儿逐一出嫁，虽然有嗣子承欢膝下，毕竟有所隔膜，可以想见孙女的降生给暮年的张维祯带来了多少安慰，驱赶了多少寂寞。祖父对萧红，不是疼爱，是溺爱了。这一点，萧红年幼时便敏感地觉察到了，“等我生来了，第一给了祖父无限的欢喜，等我长大了，祖父非常的爱我。使我觉得在这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还怕什么呢”？儿童看似不谙世事，对于谁爱她谁不爱她，谁亲切谁淡漠，却有天然的分辨能力。写作《呼兰河传》是在1938年至1940年间，距离祖父去世已经近十年，但记忆和笔锋一旦触碰童年和故乡，令萧红笃定和自豪的，还是祖父给她的爱。

后花园是祖孙的乐园，“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戴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大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当祖父下种，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边，把那下了种的土窝，用脚一个一个地溜平。那里会溜得准，东一脚地，西一脚地瞎闹。有的菜种不单没被土盖上，反而把菜子踢飞了”。萧红的祖父本身就是一个闲散的老顽童，对于这个跟在自己身后的孙女儿，他既不端祖父威严的架子，又不摆教训的姿态，发现她把地里的谷子都铲掉而留下了一片狗尾草时，也只是大笑一阵然后耐心地教她谷子和狗尾草的区别。

像所有被宠溺惯了的孩子一样，小萧红也免不了做一些调皮的事。“后花园中有一棵玫瑰。一到五月就开花的。一直开到六月。花朵和酱油碟那么大”。一天，萧红无聊中摘了很多玫瑰花，摘下来了用草帽兜着，却不知道拿来做什么，于是突发奇想要给祖父戴起来。祖父蹲在地上拔草，萧红正好站在他背后，往他的草帽上插花，祖父只知道萧红在弄他的草帽，却不知道一朵朵红彤彤的玫瑰插满了自己的帽子了，还兀自说：“今年春天雨水大，咱们这棵玫瑰开得这么香。二里路也怕闻得到的。”

正忙乎着插花的萧红听了这话，可乐坏了，“我笑得哆嗦起来，我几乎没有支持的能力再插上去。等我插完了，祖父还是安然的不晓得。他还照样地拔着垅上的草”。

等到祖孙俩从后园回到屋里时，“那满头红彤彤的花朵，一进来祖母就看见了。她看见什么也没说，就大笑了起来。父亲母亲也笑了起来，而以我笑得最厉害，我在炕上打着滚笑。

“祖父把帽子摘下来一看，原来那玫瑰的香并不是因为今年春天雨水大的缘故，而是那花就顶在他的头上。

“他把帽子放下，他笑了十多分钟还停不住，过一会一想起来，又笑了。”

这件事给祖孙二人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欢乐和笑声，萧红常常提醒祖父道：“爷爷⋯⋯今年春天雨水大呀⋯⋯”“一提起，祖父的笑就来了。于是我也在炕上打起滚来”。

这种祖孙之间的默契和温馨，大约所有受到过祖辈庇护和宠溺的孩童都能体会，并且成年后时常忆起这最最无私和包容的爱，以慰藉当下的彷徨无助。萧红大抵就是如此，《呼兰河传》虽是小说，是为故乡作传，但她却有意无意地在作品渗入了太多真实的细节和亲身经历的往事，隔着二十年的光阴，隔着现实与回忆的距离，她显然在重温自己童年时享受过的温情，而这，泰半来自当时年近古稀的祖父。《呼兰河传》里写祖父的一章，无疑是整篇小说中最温情、色彩最柔和的部分，读过它的人，都不会忘记五月的玫瑰和祖孙俩的大笑。

如前文所述，萧红的祖父不善经营又爱好闲散，“因此常常挨骂，祖母骂他懒”。萧红自然是站在祖父一边的。祖母一骂祖父，她就拉着祖父的手往后园里去，因此祖母连她也一起骂上了，祖父和萧红是“死脑瓜骨”和“小死脑瓜骨”。

要为萧红的一生找几个关键词的话，“穷”是跑不掉的一个。

写于1935年的散文《过夜》后来收入到《桥》里，回忆她初从家里逃出，流落于哈尔滨街头的一个夜晚。寒风飒飒中萧红投奔亲戚朋友不成，“只好背转来走去。脚在下面感到有针在刺着似的痛楚。我是怎样的去羡慕那些临街的我所经过的楼房，对着每个窗子我起着愤恨。那里面一定是温暖和快乐，并且那里面一定设置着很好的眠床。一想到眠床，我就想到了我家乡那边的马房，站在马房里面不也很安逸吗！甚至于我想到了狗睡觉的地方，那一定有茅草，坐在茅草上面可以使我的脚温暖”。一个老太婆收留了她，目的却是诱她去操皮肉生意，萧红自然要走，结果被讹去了一件单衫和一双套鞋，“这次我是用夏季里穿的通孔的鞋子去接触着雪地”。

萧红是倔强的。这样的境况下，她拒绝对父亲和家庭妥协，《初冬》一文同样写于1935年，收入《桥》中，记述的是她在流浪中遇见了堂弟，他请她喝咖啡，劝她回家去，她说“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愿意受和我站在两极端的父亲的豢养……”堂弟问她是否需要钱的时候，虽然贫寒交迫，她却答“不要”。这次相遇是她流浪中的一抹暖色，几年后仍不能忘记堂弟当时的好意，在文章结尾写道：“弟弟留给我的是深黑色的眼睛，这在我散漫与孤独的流荡人的心板上，怎能不微温了一个时刻？”

萧红最穷的时候，应该是被困哈尔滨东兴顺旅馆和之后生产的那段日子。当时她身怀六甲，未婚夫不知去向，欠下旅馆一笔巨额食宿费，萧红被扣押在旅馆中，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幸亏偶然认识了萧军，加上松花江决堤洪水泛滥，这才逃了出来。逃出旅馆后不久萧红临盆，萧军告贷无门，当无可当，用蛮横和强力迫使医院收下了这名产妇。孩子送了人，萧军拼着进牢房的危险，在交不出住院费的情况下终于接了萧红出院。

这一段经历，1933年萧红写成了非虚构小说《弃儿》，用“悄吟”这个笔名发表。写到被困东兴顺，洪水泛滥成灾时，她看到一只落水的小猪在挣扎，似是自况：“水的稀薄的气味在空中流荡，沉静的黄昏在空中流荡，不知谁家的小猪被丢在这里，在水中哭喊着绝望的来往的尖叫。水在它的身边一个连环跟着一个连环地转，猪被围在水的连环里，就如一头苍蝇或是一头蚊虫被绕入蜘蛛的网丝似的，越挣扎，越感觉网丝是无边际的大。小猪横卧在板排上，它只当遇了救，安静的，眼睛在放希望的光。猪眼睛流出希望的光和人们想吃猪肉的希望绞结在一起，形成了一条不可知的绳。”这已经是一篇有头有尾的小寓言。

关于那个被弃的女婴，萧红写着：“秋天的夜在寂寞地流，每个房间泻着雪白的月光，墙壁这边的地板上倒着妈妈的身体。那边的孩子在哭着妈妈，只隔一道墙壁，母子之情就永久相隔了。”萧红心中大概从来没有忘记这个没吃过母亲一口乳汁的女儿，临死还提起她。

散文集《商市街》记载的是萧红出院之后与萧军在哈尔滨共同生活的经历，他们先是住在欧罗巴旅馆，后来搬进了商市街萧军做家庭教师的人家里。这部散文集大部分的文章都围绕着饥饿、寒冷、贫穷、借钱、求职等主题在写，那是萧红那段时期生活的主旋律。其中一篇标题直接叫《饿》，饿到几乎去偷人家门上挂的列巴圈，饿到写信给原来中学的图画老师借钱；还有一篇《飞雪》是写冷，“在屋里，只要火炉生着火，我就站在炉边，或者更冷的时候，我还能坐到铁炉板上去把自己煎一煎。若没有木柈，我就披着被坐在床上，一天不离床，一夜不离床”。东北的冬天，木柈就像粮食，一刻都离不了吧？为了包子和木柈，萧红走进当铺，用一件新棉袄换来一块钱，“路旁遇见一个老叫化子，又停下来给他一个大铜板，我想我有饭吃，他也是应该吃啊！然而没有多给，只给一个大铜板，那些我自己还要用呢”!（《当铺》）

这就是萧红，自己朝不保夕，也不能不给路边的叫化子一个铜板。类似的事情后来在武汉也发生过。1938年武汉被围，端木只身入蜀，怀孕的萧红滞留在汉，朋友设法给她留了五块钱傍身，可是她豪爽地请大家吃冰，连找回的零头都送给了冰店的服务员。后来她在香港病重入院，靠的也是朋友接济，临终将《呼兰河传》的版权送给了陪护自己44天的骆宾基。

长久以来，萧红被塑造成一个命运悲惨但思想进步的女作家，反抗家庭揭露黑暗。可能正因为这样单一的斗争形象，萧红的作品和本身虽历来不乏学者研究，在读者市场却越来越边缘化了。事实上，她是一个性格多么可爱的女人，她的行文又是何等轻盈跃动，非如此，写不出《呼兰河传》。

要写尽萧红的“穷”，非得写完她半生不可，因为从她离家开始就不曾有过充裕的生活。贫穷是最能考验人性的，饥饿和寒冷交迫之下，底线都可以突破，可是萧红穷而不酸，没有妥协，没有因此愤世嫉俗，更没有堕落，凭此一点，说她软弱时大概是要三思的！

还有一个借钱的细节。应该是在1935年吧，反正是萧红跟萧军刚到上海不久，文章卖不出去，衣食都成问题。两人走投无路之际决定向素未谋面但保持着通信的鲁迅借钱，鲁迅约他们在咖啡馆见面，不仅用信封包了他们要的二十块钱，而且还准备一笔零钱，给他们搭车回去。这是两人第一次见到鲁迅。

1942年1月22日萧红去世后，“24日萧红遗体在跑马地背后日本人葬场火葬。25日将近黄昏葬于浅水湾，地近丽都花园海边”。（骆宾基《萧红小传》）

骆宾基后来曾经写文章提到，萧红的遗愿是葬在上海，鲁迅墓旁。不过兵荒马乱的年月，要达成她这一愿望，实在不容易。

浅水湾风景虽美，萧红却是寂寞的。1948年聂绀弩不忘昔日好友，前往凭吊，写下了《浣溪沙·扫萧红墓》：“浅水湾头浪未平，秃柯树上鸟嘤鸣，海涯时有缕云生。欲织繁花为锦绣，已伤冻雨过清明，琴台曲老不堪听。”文辞哀切。

1956年底，香港一位名叫陈凡的先生写了一篇诗文给《人民日报》副刊，谈到萧红墓地的情形，呼吁保护，其诗如下：

年年海畔看春浓，每过孤坟息旅筇。

黑水白山乡梦渺，独柯芳草旧情空。

沧波不送归帆去，慧骨长堪积垢封？

生死场成安乐地，岂应无隙住萧红！

他文中还说：“女作家萧红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病逝香港，在兵荒马乱之中，被人草草埋葬在浅水湾头。那地方面临大海，种满了红影树，浓春红花霰发，如火如荼，绿叶浓荫，可说是一条‘花巷’。我每次到浅水湾去，总要到萧红墓那里去看看。那里自然环境虽不坏，但因当时草草埋葬，既无石碑，又乏冢阜，只有一个用水泥围筑的圆圈。过往行人，恐怕根本不知道这里长眠着我国的著名女作家。”

由于这位陈凡先生的倡议，也由于1957年浅水湾改建，萧红的墓地将遭破坏，中国作协决定将萧红墓迁往广州，葬在银河公墓。

1957年8月3日，参与墓地挖掘的作家叶灵凤当日写成一篇《萧红墓发掘始末记》，刊于《文汇报》，后收入《香港文学散步》一书中，该书没有内地版，以下引文来自网络：“泥土被拨开以后，就出现了一具直径约七八英寸的圆形黑釉瓦罐，盖子的一部分已被适才的那一锄打碎了。我们赶紧将瓦罐捧到空旷的地方，由一位熟悉墓地工作人员先取出盖子的碎片，又剔除了堕下的泥土，再将骨灰一部分取出来加以清理，我见到其中有一小块似是未燃化的牙床骨，又有一小块像是布灰。然后再小心放回去，并将盖子的碎片拼凑完整。”

从香港到广州，算不上落叶归根，萧红离她的故土，总算是近了一步。

60年代中，从北大荒返京的聂绀弩再次南下广州凭吊旧友，写下了《萧红墓上六首》。其中一首云：“千里故人聂绀弩，南来微雨吊萧红。遗容不似坟疑错，碑字大书墨尚浓。生死场慓起时懦，英雄树挺有君风。西京旧形翩翩在，侧帽单衫鬓小蓬。”真情流露，感人泪下。

不过，起初葬于浅水湾，后来迁葬于广州银河公墓的，竟然只是萧红一半的骨灰。出版于1987年的《香港文纵——内地作家南来及其文化活动》一书，其中有一篇卢玮銮的《十里山花寂寞红——萧红在香港》写道：“一直以为1957年她的骨灰迁葬广州，总算在祖国土地上落叶归根，但又怎料，那只是一半的骨灰而已，还有一半竟仍散落在香江。我说‘散落’，是一个悲观的估计，因为端木蕻良先生说当年他把一半萧红骨灰，偷偷埋在圣士提反女校校园小坡上，他还要我为他找找看。那个倚在屋兰土里旁的小校园，多年前是我天天路过的，园里小坡上，树影婆娑，也没人走动，静悄悄的恐怕比萧红的‘后花园’更岑寂，我从没想过那儿的朝东北坡上，竟也悄悄的埋着一个可怜女人的一半骨灰。几年前，园里大翻上一次，大概在修围墙，和修了一条沿坡小径。我不知道那一次翻土，会不会惊动了那坎坷的灵魂，怕只怕修筑的人发现那一尺高的好看花瓶，就会扔掉瓶中灰，当成古董卖。又或者那瓶子早已碎于锄下，骨灰已和泥土混合，永回不了呼兰河畔。我接到这份委托，实在感到为难。回到香港，几次站在圣士提反校园外，满心凄怆。我在想办法，但能不能找到这一半骨灰，那就得看天意了。”

也许端木蕻良是为了达成萧红的遗愿，所以瞒着骆宾基偷偷藏起了一半骨灰，希望有朝一日能带回上海，葬到鲁迅墓旁罢。谁能想到呢，从成年起就漂泊不定的女作家，死后竟然还在继续漂泊着。 

萧红出生于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革命前夕。距今整整一个世纪。

作于1936年12月12日的散文《永久的憧憬和追求》，萧红在开头写道：“一九一一年，在一个小县城里边，我生在一个小地主的家里。那县城差不多就是中国的最东最北部——黑龙江省——所以一年之中，倒有四个月飘着白雪。”

但是具体出生于1911年的哪月哪日，萧红没有提及。曾经与萧红共同生活过五、六年的萧军说萧红出生于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那天，后来又补充说是辛亥年端午、公历1911年6月2日。可是万年历显示，辛亥年端午应为公历6月1日。这就自相矛盾了。

而据与萧红有三年多婚姻的端木蕻良说，萧红的生日的确是在端午节，因当时人迷信这个日子不吉利，所以将她的生日推后三天，说成是农历五月初八。

较早从事萧红研究的学者铁峰曾就萧红的出生日期问题与萧军讨论，据说二萧在一起的几年间，萧红从来没有过过生日，所以萧红是否出生于端午节，萧军也不完全肯定。铁峰通过考证，提出了萧红出生于农历五月初六、公历6月2日的观点。不过铁峰的考证并不严密，来源也不甚可靠，而且他关于萧红的一些研究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所以这个说法也不可信。

因屡屡的忤逆和叛逃，萧红于1931年被父亲逐出家庭，张家家谱上没有任何关于她的记载。这也是萧红出生日期成谜的一个原因。

在资料缺失的情况下，近来为萧红作传的学者要么回避她具体的出生日期，要么倾向于端午节这个说法。

骆宾基的《萧红小传》应该是关于萧红最后时光的最详尽可信的资料，里面记载萧红的逝世时间是“1月22日上午11时许”，时为1942年，也就是69年前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