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具有奥尔罕·帕慕克笔下伊斯坦布尔“呼愁”气质的国内城市，是西安和南京。西安苍凉沉郁，如贾平凹《废都》中厚厚古城墙上飘来的埙声 ；南京不同，它是古城中略显活泛的一座。城市气质的差异在作家的笔下更见分明，在 《西安这座城》中贾平凹说西安“城墙赫然完整，独身站定在护城河上的调板桥上，仰观那城楼、角楼、女墙垛口，再怯弱的人也要豪情长啸了。大街小巷方正对称，排列有序的四合院和四合院砖雕门楼下已经黝黑如铁的花石门墩，让你可以立即坠入古昔里高头大马驾驶了木制的大车开过来的境界里去”，一句话，这是一座埋葬于煊赫历史烟尘中的“废都”，落败却不失豪壮。同为古都，同样历史悠久，南京在叶兆言在《诗人眼里的南京》一文中则是这样的面貌：“除了迁都北京前的明朝还像回事，都是不景气和没出息的小朝廷，不仅偏安，而且短寿。南京这地方更出名的是后主，什么陈后主，李后主，统统都是历史的笑柄。没有一个古都会像南京这样始终充满着一种亡国的气氛⋯⋯”南京是废而又兴，兴而又废，往来于繁华与落寞之间，常驻的倒是文人的幽情，带一丝妩媚。

叶兆言十四年前的《老南京》再版，更名《旧影秦淮》，更准确了，因为文中谈的多是民国时期的南京，百年尚且不满，哪里谈得上“老”！书里配了三百多张老黑白照片，按照作者的说法，其实是先看了这些照片，才产生表达的欲望，所以照片也是主角，与文字一起，更生动、具象地呈现晚清和民国期间的南京风貌。

近现代史上南京又做了两次短暂的首都，1853年太*平天*国建都南京 ，这个由农民起*义*军建立的政*权仅仅支撑了十三年，1864年被曾国藩带领的湘军“剿*灭”，带给南京的是一场浩劫；1927年国*民*党在南京建都，十年之后这座首都被日本侵略军攻陷，一次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南京至今没有走出这场噩梦的阴影。

政*权的更迭和现代化的演进反映在很多城市生活的细节中，叶兆言对照老照片，历数秦淮河的禁*娼和开禁，道路的修葺和被毁，学府的建立，邮政的兴盛，官邸别墅的林立和陵墓、寺庙、纪念塔的兴衰等等，他的感慨是五味陈杂的：叹息秦淮河的繁荣“娼盛”，又申明 “谈到近代上海经济史，有一点不该回避，这就是太平天国的革*命，把南京的有钱人，都吓到上海租界去了”，为它抱不平；自豪于南京的马路绿化，绵延十几里的法国梧桐树“是国内任何城市都不曾有过的奢侈和豪华”，惋惜市内小铁路的拆除；赞美民国一代学人为中央大学塑造的良好学风，紧接而来的却是国*民*党政府抗战不力，令人民惨遭屠戮⋯⋯

百年的近现代历史对待南京，似乎是太过苛刻了，给予发展机遇之后迅速剥夺，再反手致命一击。呈现在《旧影秦淮》文字与照片中的南京，就是这样一种繁荣与废墟、伤痛与喜悦、历史和现代并存的面貌。或许是有了这些经历，今天的南京才在城市化进程如火如荼的大环境中保留着相对的宁静，适合读书和生活。

书翻到最后一节“民间的相册”，人仿佛从硝烟炮火中走出，氛围变得平和舒缓。南京的城市遭遇是戏剧性的，它曾经被拆毁被重建，被追捧也被遗弃，倒是这些老黑白照片中一个个平凡的人——他们的悲欢离合俱已随时间湮灭——与它同在，恰是他们的伤痛渗透进了南京的兴废，构成了这座城市的气质。

《旧影秦淮》，叶兆言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2月，定价28.0元。

明清两季的文学作品中，名妓是一道特殊的风景线。《水浒传》里的李师师，《圆圆曲》里的陈圆圆，《桃花扇》里的李香君，《影梅庵忆语》中的董小宛，再到《孽海花》中的傅彩云，名妓的身影遍布诗、文、戏曲、小说中。古人说乱世出英雄，其实乱世也出名妓，这些名动一时的美艳女子，她们的命运无不与家国兴亡相关。

赛金花，《孽海花》中傅彩云原型，她的经历比起前辈来，真是要传奇得多。未完的《孽海花》共三十五回，从金雯青（原型为洪钧）得中状元的同治年间写起，一直到戊戌变法之前，历时三十余年。傅彩云第七回一出场，年方十五岁，就迷倒了正在老家丁忧的金雯青，《孽海花》写这一段恋情的老套笔法历来受人诟病，说傅彩云的前世乃是资助金雯青进京赶考的妓女，因金雯青中状元后不肯娶她进门而上吊身亡，转世后即是傅彩云，金雯青初见她是“十四五岁的不长不短不肥不瘦的女郎，面如瓜子，脸若桃花，两条欲蹙不蹙的蛾眉，一双似开非开的凤眼，似曾相识，莫道无情，正是说不尽的体态风流，风姿绰约。雯青一双眼睛，好像被那顶轿子抓住了，再也拉不回来，心头不觉小鹿儿撞。说也奇怪，那女郎一见雯青，半面靠着玻璃窗，目不转睛的钉在雯青身上。直至轿子走远看不见，方各罢休”。这一段与《红楼梦》里宝玉初见林黛玉，显然有异曲同工之处。

既是夙世姻缘，一见面天雷勾地火，当晚金雯青就宿在了傅彩云的香闺之中，而后不顾热孝在身，偷偷娶了她作外室。后来金雯青平步青云，做了外交大臣，更是带着傅彩云以大使夫人的身份出使各国，受到德国皇帝和皇后的召见，一时以美貌闻名于欧洲上流社会。

傅彩云之前留名文学史的名妓，不是侠骨柔肠，就是红颜祸水，前者如红拂、李师师、李香君等人，后者如陈圆圆。从三十五回的《孽海花》来看，傅彩云无疑是后者，她与家仆偷情，游历欧洲时与瓦德西有染，回国的船上勾搭上了船长质克，后来又姘上了戏子孙小三，屡屡的不忠终于气得金雯青一命呜呼了。而傅彩云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趁机就逃出了金家，到了上海挂牌，重操旧业，以状元夫人的身份名震欢场。

可是，如果曾朴将这部《孽海花》续写下去，那么不出几年就是庚子之乱，傅彩云与八国联军总帅、旧情人瓦德西重逢，床笫之间促成了清政府和八国联军的和谈，可以说是力挽狂澜于不倒。如此看来，她也称得上是救国危难的美艳亲王了。

其实，这未写的部分都是文学家的杜撰。据考证庚子之乱时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已经68岁，不大可能与赛金花“旧情复萌”。赛金花粗通德语，与下级军官有往来，或者和议中替双方传过话，倒可能是真的。

文学家选择一种处理素材的方式，可能基于多方面的考量。如冒辟疆写《影梅庵忆语》，对董小宛的死因语焉不详，可能是为死者讳；孔尚任写《桃花扇》，李香君与侯朝宗历经劫难后重逢，却被当头一棒喝，双双遁入了空门，这既是为了情节的完整性，也是回避侯朝宗后来的“失节”。

赛金花的传奇本应止于她挂牌下海，可是杜撰她床第之间救国救民传奇的，还真不少，据称当时就有人称她“议和大臣赛二爷”，又有晚清小说《九尾龟》中写到她促成议和，当然了，还有三十年代夏衍的剧作《赛金花》，说的也是这段故事。

何以文学家定要在一个手无寸铁、胸无大志的女流身上寄托救亡的理想呢？读过《孽海花》后便不难找出原因，至少在曾朴看来，名士治国的套路到晚清已经是行不通了，官场上的饱学之士不是沉迷于金石八股，就是喜好空谈大话，有的迂腐盲目，有的夜郎自大，鲜少经世治国之才。你看那公使大人金雯青出使欧洲三年期间，只做出了两项成绩，一是校注《元史》（非本职工作），二是花大价钱买到一副中俄交界地图。但就连买到的这副地图，也是错的，非但于国家没有帮助，反而授人以口实，将自己的几百里地都划给了人家。

比起这些科场得意的名士们，小说中的傅彩云就生鲜泼辣多了，金雯青在国外埋头校注《元史》时，她以自己的美貌和一口德语周旋于欧洲的上流社会中，比他更加风生水起；金雯青抓到傅彩云与家仆偷情，气得几乎一命呜呼过去，而傅彩云却是振振有词道：“你们看着姨娘，本不过是个玩意儿，好的时，抱在怀里，放在膝上，宝呀贝呀的捧；一不好，赶出的，发配的，送人的，道儿多着呢！就讲我，算你待我好点儿，我的性情，你该知道了；我的出身，你该明白了。当初讨我时候，就没有指望我什么三从四德三贞九烈，这会儿做出点儿不如你意的事情，也没什么稀罕。你看顾着后半世快乐，留个贴心伏伺的人，离不了我！那翻江倒海，只好凭我去干！要不然，看我伺候你几年的情分，放我一条生路，我不过坏了自己罢了，没干碍你金大人什么事。这么说，我就不必死，也不犯着死。若说要我改邪归正，阿呀！江山可改，本性难移，老实说，只怕你也没有叫我死心塌地守着你的本事嗄！”这一段话真是亘古未有，几乎作中国女权宣言的发端。难怪金雯青是觉得“句句刺心，字字见血，心里热一阵冷一阵，面上红一回白一回”。所以，论口才和讲道理，金雯青也不及她。

傅彩云不但将一位晚清状元、朝廷重臣玩弄于鼓掌之上，金雯青死后她不愿守节，要求自由身时的一番话，也说得有理有节：“天生就我一副爱热闹寻快活的坏脾气，事到临头，自各儿也做不了主。老爷在的时候，我尽管不好，我一颗心，还给老爷的柔情蜜意，管束住了不少。现在没人能管我，我自各儿又管不了，若硬把我留在这里，保不定要闹出不好听的笑话，到那一步田地，我更要对不住老爷了！”金雯青的好友、恼羞成怒的几位名士重臣，听了这么直白的话，也是哑口无言，只能吹胡子瞪眼睛。

曾朴下笔对所谓名士、儒生毫不留情，如鲁迅所说是“恶谑”。落在傅彩云身上，倒暗暗有一份欣赏。傅彩云之流，要是出现在古典文学中，大概是不免要留个骂名的，为何到了近代却待遇迥异呢？究其原因，无非是缓慢优雅的古国，突然遭遇了西方线性时间观的渗透，时不我待的焦虑感和内忧外困的处境，将古人传下来的道德观、价值观全然颠覆。既然满腹诗书的官吏仕宦指望不上了，激愤的文人于是把目光投向了一直以来忽略、小视的方向，于是一代名妓的传奇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关于赛金花的争议，到了民国还未停息，连鲁迅也曾参与到笔战之中。不过她的晚年，倒是很不好过，红颜易老本是欢场女子共有的结局，但像她说的，“坏了自己”，不干别人什么事。

乱世出名妓，多半是世人需要这么一出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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