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1934年的《蹲在洋车上》是萧红早期的作品，后来收入到散文集《桥》里。它记叙的也是童年往事，从萧红四五岁起，祖母每次上街都例行问问她想要些什么，萧红每次都回答要皮球，可是祖母一次也没有给她带过皮球。到了她六岁时，“我愈渐讨厌我那个皮球，那真是太小，而又太旧了；我不能喜欢黑脸皮球，我爱上邻家孩子手里那个大的；买皮球，好像我的志愿，一天比一天坚决起来”。正是由于这个坚决的志愿，小萧红离家出走，“自己出街去买皮球了”。
结果自然是皮球没有买成，反而迷路了。“我不晓得自己走了多远，只是我是在疲劳。不能再寻找那家商店；我急切地想回家，可是家也寻觅不到。我是从哪一条路来的？究竟家是在什么方向”？
就在不知所措跌倒路边的时候，一个拉车的洋车夫让她上了车，问了她家在哪里，送她回家。可是等车拉到家门口时，调皮的萧红也不老老实实坐着，而是蹲在车上，于是“洋车忽然放停，从上面我倒滚下来，不记得被跌伤没有”，可能是太紧张和心疼孙女，“祖父猛力打了拉车的，说他欺辱小孩，说他不让小孩坐车让蹲在那里。没有给他钱，从院子把他轰出去”。
善良的洋车夫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另萧红久久不能释怀，也让年幼的她初初意识到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不平等，还使她对祖父的蛮不讲理心生不满，“所以后来，无论祖父对我怎样疼爱，心里总是生着隔膜”。
当然这只是一件小事，并不影响祖孙相依为命的感情。尤其是萧红的祖母去世后，萧红更是闹着要睡到祖父的屋里去。祖父教她念《千家诗》，没有课本，只是口耳传诵，祖父念一句，她跟着念一句。“早晨念诗，晚上念诗，半夜醒了也是念诗。念了一阵，念困了再睡去”。（《呼兰河传》）
人老了，是一步步往后走的，而孩子是大踏步向前进的，彼此相伴的时间不会太长久。1920年萧红九岁时，她上学了。如此一来，跟祖父一起消耗在后花园里或者念诗的时间自然少多了。
再往后，萧红念完初小念高小，再上中学，渐渐开始脱离家庭。而年迈的祖父越来越衰弱，又抽上了大烟，病到神智不清，有一次竟然忘了三女儿已经去世好几年，让萧红写信叫三姑妈过来。
因此萧红每每放假回家，总是陪在祖父身边，到了开学时又不忍离开。“祖父睡着的时候，我就趟在他的旁边哭，好像祖父已经离开我死去似的，一面哭着一面抬头看他凹陷的嘴唇。我若死掉祖父，就死掉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人，好像他死了就把人间一切‘爱’和‘温暖’带得空空虚虚。我的心被丝线扎住或铁丝绞住了”。这一段出自1935年萧红署名“悄吟”发表在《大同报》副刊《大同俱乐部》上的文章《祖父死了的时候》，记录的是1929年祖父去世前后她内心的孤苦和绝望，当时萧红正在哈尔滨上中学。
萧红最后一次同祖父见面的情形，这篇散文里也写到了。“大门开时，我就远远注意着祖父住着的那间房子。果然祖父的面孔和胡子闪现在玻璃窗里。我跳着笑着跑进屋里。但不时高兴，只是心酸，祖父的脸色更惨淡更白了。等屋子里一个人没有时，他流着泪，他慌慌忙忙的一边用袖口擦着眼泪，一边抖动着嘴唇说：‘爷爷不行了，不知早晚⋯⋯前些日子好险没跌⋯⋯跌死。’”
死亡的羽翼从人一出生起就笼罩在头上，有时候它忽然就浓重起来，将人吞噬进它的阴影，而有的时候它只是缓缓地由淡转浓，缓慢到人甚至觉察不到它的变化，可终有一天会被它挟裹而去。
萧红的祖父张维祯已经八十一岁了，他知道自己随时可能死去，他闻得到死亡的鼻息，他想到自己要是死了，孙女就再也看不到爷爷了。
这一天不可避免地来了。萧红从赶学校回家，“这回门前吹着喇叭，幡杆挑得比房头更高，马车离家很远的时候，我已看到高高的白色幡杆了，吹鼓手们的喇叭怆凉地在悲号”，“这回祖父不坐在玻璃窗里，是睡在堂屋的板床上，没有灵魂地趟在那里”，一切都在表明，祖父是真的死了，而死亡是这世间最最不可逆转、无能为力的命运。
“祖父装进棺材去的那天早晨，正是后园里玫瑰花开放满树的时候。”想到童年的恶作剧，想到祖父满头插满玫瑰花的样子，和祖孙俩的大笑，可想而知她的痛楚是何等剜心刺骨。所以在萧红十年的写作生涯里，代表世间一切温情和美好的童年、后花园、祖父，始终萦绕在她的笔端，时而以小说时而以散文形式进行文本再现。
祖父的死带给萧红的不仅仅是悲痛，还有恐惧和绝望。这是与她年纪不相称的绝望，1929年她还只有十八岁，旁人眼里应该正是如花似苗、青春盎然的时候，她却已经开始回顾人生，感到绝望了：“我懂得的尽是些偏僻的人生，我想世间死了祖父，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世间死了祖父，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可能她是悲观的吧，但她的确洞见了一个事实，这世间不会再有人像祖父那样疼爱、宠溺她了。
《呼兰河传》是孩童视角，没有写到“我”长大后的事，萧红只在“尾声”里写：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