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几不记得，我爸他们几姊妹都聚到老家来了，那时我们老家左手靠前的厨房还没有颓，有左右两间大房和后面一间黑乎乎的小套子间，我大姑是本村的，不住，二姑和姑父带了三个孩子，两个表哥一个表姐，我爸妈加我是三个，我幺姑姑爷加表弟也是三个，所以老家一共是住了十三口人。那会农村还没通电，电视就别提了，打麻将也是不允许的，只有少数胆大的拿帘子遮了门窗，把桌上铺厚厚的，派了人放哨，才敢打，但风险很大，那个时候干部都兴晚上出动，专抓打麻将赌博的，抓了关进派出所，罚钱。总之天一黑，一大家子人就早早上床了，说说白话就各自入睡了。 

在乡下住过的都知道冬天夜里上茅厕的风险吧！农村为了方便宝贵的有机肥料入田，茅厕一般建在门口的自留菜地里，像我隔壁堂伯家，茅厕离家门口至少二十米，寒冬深夜，一个从暖被窝里爬出来的人要鼓起多大的勇气才能在雪地里步行二十米去把屎尿拉在茅坑里？！没人这么傻！妇女们早在上床前就准备了尿盆，放床底下，男人们多在门外找个避风的角落解决。我老家茅厕建在屋后一大片竹林里，那片竹林一起风就悲声阵阵，茅厕幸好不远，离后门大概五米，茅厕门口有一株几十年的老树，一个男将都合抱不过来，我爷爷老说，留着以后我出嫁时打家具。（后来我爷爷去世了我还没嫁，老家常年没人，树不知道被谁偷偷砍了。） 

当时我们一十三口人，爷爷奶奶睡在小套间里，男人们带着大表哥（二姑家的表哥之一）睡在左边房里，右边房两张床，睡着女人和孩子们。二姑家的另外一个表哥当时也有十来岁了，他觉得自己已经够格分到男人房里了，跟女人娃儿睡一起太跌份了，所以半夜起夜，他妈随手拖出床底的尿盆让他解决时，他死活不肯，他妈只好点上煤油灯，搓了两张纸递给他，叫他随便在后门口找个地方，明儿早上她再铲走。

然后我们就听到小表哥打开后门出去的声音，然后一切又归于沉寂，在煤油灯微弱、跳跃的火光中，大家恍恍惚惚又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听到我二姑惊叫：“娃朗噶还没有回来？”

我妈、幺姑不由分说跟着起了床，男人们和爷爷奶奶也起了，煤油灯一盏盏都点亮了，屋前屋后喧闹起来了，我小表哥也很快找到了——他掉进茅坑里了。

我不知道他怎么被捞起来的，当时我被安置在床上，大人都没空理我。反正只听到我二姑在嚎啕大哭，我妈和幺姑在七嘴八舌劝她，我二姑爷跳着脚在骂我二姑，蠢婆娘怎么不叫娃在屋里解手。我爷爷最冷静，指挥男将们去挑水抱柴，指挥我奶和我妈生火烧水。很快烧了一大澡盆滚烫的水，屋前生起了一堆大火，四邻都赶过来了，屋外闹哄哄的。

我再也受不了被冷落，扯开嗓子嚎上了。我妈只好用个被子裹住我，把我抱出去了，然后我见到了到那时为止最离奇的一幕，寒夜里蓝色的天幕下，到处是积雪，谁家门口的脚印也没我家的多，我家屋前台子上生着前所未有的大火，围着几米高的火焰站满了人，他们有的披着绸缎面被子，有的穿着军大衣，一个个手拢在袖管里，站在火边兴高采烈地聊着说着，还有那少数大胆打牌的，听到响动也丢下牌桌子赶过来了，一起来看热闹的还有各家的狗，它们大约也觉得是异景，兴奋地直吠，主人便拿脚踢得它哀叫。

当时节下，人都到门口来了，家里不能不接待。我妈把我塞在个圈椅里，就帮着我奶招呼客人去了，家里长条凳、椅子都被搬出来了还不够坐，又去隔壁我堂伯家搬了几条长条凳，还是不够，年轻人就很自觉地站起来说不忙不忙我们站站就走，结果都没急着走，姑妈们抓炒米的抓炒米，斟糖水的斟糖水，姑爷们忙着递烟，我奶灶上又烧着了，要给几个年长辈份高的煮糖水鸡蛋吃。大人们说什么我也听不懂，反正火光照映得每个人都兴高采烈红光满面的，跟喝了酒似的，跟办大喜事似的。那样的盛会，我这辈子也就见过那么一次。

我同村不同小队的大姑妈一家打两三里外赶来时，这场盛会已告尾声了，火焰渐渐伏下去了，人一个个嘴张得巴掌大，打着哈欠，先后脚走了，只有几个还谈兴甚浓神采奕奕，有一个原本围观打牌的跟我大姑妈住得近，吃了我家热乎乎的糖水煮蛋，回去就顺便把这消息捎过去了。后来的事我就不记得了，那时我还很小。

至于我小表哥，还好他不是倒栽进茅坑的，还好天冷，屎尿都冻上了他没沉下去，只受了冻，身上沾了屎，我爷爷拿热水把他洗干净，又层层裹上烤了好久的火，到第二天他就好了，连医院都没去。他到底在茅坑待了多久才被发现，我二姑妈坚持称不超过五分钟，娃去上茅坑了她是睡不着的，但我奶说肯定不止，看灯油就不止，谁知道呢！

印象中我小表哥后来很少去老家给爷爷奶奶拜年，跟我们老表也不大亲近，独来独往话很少，有时候做些苕事，大人们都说他二黄。但我小表哥很喜欢吃我奶做的团子，那是我们正月十五必做的一种吃食，米粉捏了包上馅，搓成拳头大小的圆坨坨上蒸笼蒸熟，甜的包红豆沙，咸的包豆腐皮啊剩菜剩饭什么的，我奶的红豆沙熬得特别烂特别甜，团子就格外好吃，我奶给甜团子都捏个小纠纠安上，以示区别。小表哥总是到了十五的傍晚，晚饭之后摸到我奶那里，我奶就拿出来竹篮子给他，里面装满了白白圆圆的团子，还冒着热气，上面盖一张雪白的纱布。我奶问他的话还没说完，他就飞快提着篮子跑了。

我爷爷去世我们都哭了，连我小表哥都哭得嗷嗷的，跪地上不肯起来。

我爷爷没和我们过年有八年了，我奶也有六年了。要是2012年真有世界末日，不久我们又团聚了。

解闷六绝句

（一）

妇病犹能理针线，吾衰未忍废诗篇。谁知深夜明灯下，忽漫相看雪满颠。

（二）

坐久起来腰欲折，入冬不复写黄庭。雨余双柏犹竦翠，屋上老鸦闲刷翎。

（三）

年来谙悉菜根香，脱粟仍储隔宿粮。拨火徐煨马铃薯，殷勤娇女劝先尝。

（四）

半城斜日几多愁，满市黄尘莫出游。草木初冬未凋落，先生已著两棉裘。

（五）

烧得山芋欺软玉，嚼来萝菔似甜冰。半年不吃肉边菜，惭愧山中入定僧。

（六）

出家自是丈夫事，方外可堪麋鹿群。眼底悠悠失奇士，山头暗暗起寒云。

作于一九四二年。

我先看顾随的白话文，并不惊艳，1897年生人，比起老师周作人，白话文倒像他的外语，始终有点隔。但是一转换到文言语境，整个行文就流畅起来，看他的《稼轩词说 自序》，走笔恣意由心，简直平地起飞的态势：“苦水曰：自吾始能言，先君子即于枕上授唐人五言四句，令哦之以代儿歌。至七岁，从师读书已年余矣。会先妣归宁，先君子恐废吾读，靳不使从，每夜为讲授旧所成诵之诗一二章。一夕，理老杜《踢诸葛武侯祠》诗，方曼声长吟“遗庙丹青落，空山草木长”，案上灯光摇摇颤动者久之，乃挺起而为穗。吾忽觉居室墙宇俱化去无有，而吾身乃在空山中草木莽苍里也。”个么不难理解为何他的文言表达比白话要清晰透彻得多了。

不过多看了几篇他的白话文之后，我又中意他了，毕竟比言更重要的是趣，这个人，挺馋的。比如他有一篇《剜荠菜》的日记，写他起了个大早到太庙去剜荠菜，忘了吃早点，饿到肚响，就托茶役到庙外买了两个烧饼麻花，吃饱了继续剜，一直剜到中午。日记的结尾就老实写上“晚饭吃的荠菜馅水饺子，很香，不由得吃多了”。

还有一篇《槐蚕》本来是写青虫的，但免不了要提小时候剥了槐荚里的豆煮着吃，更不能不提的是“采摘了嫩叶子来作‘菜豆腐’吃。‘菜豆腐’通称‘小豆腐’，其实也并非日常所吃的豆腐。作法是：先将嫩叶子用开水‘烫’一过，布包了，揉出它的苦汁来；然后加在豆浆里煮熟：这就成了所谓‘小豆腐’或‘菜豆腐’，算是农家的美味之一。还有一种吃法是：叶子如法泡治，‘揣’在小米面或玉米面里，少加一点盐，捏作窝头。吃起来也很香，可以不用就菜”。而且老实不客气承认“直到现在，每年看见槐树上长满了嫩叶子，还时时想采下来作‘小豆腐’或捏窝头吃”。

不止看到槐树叶犯馋，柳树发芽了也能让诗人流口水，《春天的菜》里就说“每到初春，望见柳树嫩绿的枝叶，舌端便朦胧的泛起苦味的芳鲜。”柳叶花的吃法亦简单：“在初春，新柳的叶与花都长到二三分长，摘来用开水‘烫’过，拌了麻油与醋，吃时，苦味中夹杂着芳香和新鲜。那感觉大似晴暖的春天，着起袷衫，走在和煦的春风里，深深体会到春的降临。虽然已经是廿多年没有吃了，回忆起来，还是透鲜。而且一到春天，看见柳树便发馋。”说真的，平常饮食文章也看了一些，各种美食虽没吃过，从书上多少了解一点，从未见过人写吃柳叶花的。

看到这里有点心酸，这人馋来馋去不过是点野菜和树叶，一顿荠菜饺子就能欢喜到吃撑，真是书生气兼可爱！

对于自己看到柳叶就想拿它做菜的癖好，顾随是这么样自嘲的：“在一本书上，见到这样意思的几句话：欣赏鱼跃是诗；倘以为那鱼颇肥，想着捉来吃，便不是诗了。诗词中歌咏新柳的篇什，不知有多少，便是严肃的诗人杜少陵也会写出‘泄漏春光有柳条’的漂亮的句子。我则只觉得好吃而已。此外别的念头也许还有，但总敌不过‘好吃’。”

其实这好正常，试想在溪水边捉到一条鱼，不拘是什么品种吧，刮掉鳞片收拾干净，架起一堆火，铁叉叉住了吱吱烤，一边撒点细盐，那个香气四溢啊那个食指大动啊，比欣赏鱼跃如何？

幼时读杜甫而“忽觉居室墙宇俱化去无有”，是诗意审美的体验，年长后看到嫩柳叶便是舌尖泛起的“苦味的芳鲜”，是味蕾的审美记忆。无论哪一维，这个人书生意气。

微博摘书：想先生这一代读书人运气真差。古来“士可杀而不可辱”,而国朝治士,前是先辱后杀,后是辱而不杀,再后,直教读书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觉其辱,甚而以辱为荣, 反辱同侪,竞相作辱人者的同道。清流尽扫,士林心死,其哀何之?先生知其辱而保其尊, 守其弱而砺其志。信大道如砥,虽身不能至而心向往之。——《辅成先生》

月初收到《读书》第八期，迫不及待翻到后面看《圣殿在静穆中屹立》（下）。我不懂音乐，古典乐更是完全门外，但赵越胜的文字很吸引很优美，而且，有音乐以外的东西。微博上萧轶说其实完全可以把赵越胜的音乐随笔结集出版，我很赞同。

微博摘书：正如巴赫的神圣不离俗常，美与高贵亦藏身于日常操持。生命中所求不多，但执著的那点儿东西却一定是至高的境界。卡夫卡对此亦悟得深：“我们没有必要飞到太阳中心去，然而我们要在地球上爬着找到一块清洁的地方，有时阳光会照耀那块地方，我们便可得一丝温暖。”——赵越胜《圣殿在静穆中屹立》

8月上旬蒙亲爱的老师惠赠我一套她主编的“哲思美文精选”，爱默生、纪伯伦、泰戈尔、鲁迅各一本，装帧漂亮，选文精彩。鲁迅那本已被某人据为己有，天天放在包里，说随时有空拿出来读一读。

微博摘书：中国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像很少“坚信”。我们先前最尊皇帝，但一面想玩弄他，也尊后妃，但一面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畏神明，而又烧纸钱作贿赂，佩服豪杰，却不肯为他作牺牲。崇孔的名儒，一面拜佛，信甲的战士，明天信丁。宗教战争是向来没有的，从北魏到唐末的佛道二教的此仆彼起，是只靠几个人在皇帝耳朵边的甘言蜜语。风水，符咒，拜祷……偌大的“运命”，只有化一批钱或磕几个头，就改换得和注定的一笔大不相同了——就是并不注定。（鲁迅《运命》）

有一套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和一本诺顿原版《莎士比亚全集》，近来本无精力啃大部头，对照着每晚读一点，纯为取乐，比二十岁出头读莎翁，又是一种感觉。

微博摘书：请不要拒绝睡神的好意。他不大会降临到忧愁者的身上；但倘使来了的时候，那是一个安慰。Do not omit the heavy offer of it.It seldom visits sorrow;when it doth,it is a comforter.——《暴风雨》第二幕

看朱生豪译莎翁《维洛那二绅士》，学到一个新成语“克绍箕裘”，别说用过，好像都没见过，出自《礼记 学记》：“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莎翁原文“a son that well deserves the honour and regard of such a father”，看似信手拈来的一个成语，用在这里浑然天成，古早味十足。

吃得太饱的人，跟挨饿不吃东西的人，一样是会害病的，所以中庸之道才是最大的幸福。富贵催人生白发，布衣蔬食易长年。They are as sick that surfeit with too much as they that starve with nothing.It is no mean happiness,therefore,to be seated in the mean.Superfluity comes sooner by white hairs,but competency lives longer.——《威尼斯商人》第一幕第二场。

我记得我曾经把一颗豌豆荚权当作她而向她求婚，我剥出了两颗豆子，又把它们放进去，边流泪边说：“为了我的缘故，请您留着作个纪念吧。”——莎士比亚《皆大欢喜》 这是我看过最悲伤的情话，出自一个小丑之口。I remember the wooing of a peascod instead of her, from whom I took two cods and, giving her them again, said with weeping tears： “Wear these for my sake.”这次原文是豆友antares提供，我还没去翻，她认为最后那句Wear these for my sake翻得比较累赘，我认同，并觉得有点走形。

还有一些发散性读书，如看新版《水浒传》，觉得阎惜娇嘴唇很性感，于是：

微博摘书：写红唇的字句，印象最深是冒辟疆《影梅庵忆语》写董小宛：“宣瓷大白盂，盛樱珠数厅，共啖之，不辨其为樱为唇也。”其次则是曾朴《孽海花》里写霞芬：“眉翠含颦，靥红展笑，一张小嘴，恰似新破的榴实。”古人惯用水果来比女人肢体五官，色香味的联想现成。哦，霞芬其实是男人。

看到微博上有人谈翻译，于是：

微博摘书：翻了一下许渊冲的《中诗英韵探胜》，挺有意思，从小背熟的诗词换种语言出现，好像身边的熟人突然改了着装风格。如《关雎》中“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翻成“here long,there short,is the duckweed,to the left ,to the right,borne about by the current."

讨论翁同酥翁同龢、何炸麻何祚庥，想到张岱说天下学问最难对付是夜航船，于是：

微博摘书：昔有一僧人，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谈阔论，僧威慑，卷足而寝。僧听其语有破绽，乃曰：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是两个人。僧曰：这等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自然是一个人！僧乃笑曰：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每次看这个段子，只想对自己吼：shut up！

跟盆友聊叶嘉莹，思维跳跃到顾随，于是：

微博摘书：看顾随给周作人的信，有句“惟弟子刻下正致力于富有蒜酪风味之元曲“，心想虾米叫蒜酪风味？又臭又香？查词典，说北人食蒜酪，故指代北方少数民族。《万历野获编》里有“嘉隆间，度曲知音者，有松江何元朗，畜家僮习唱，一时优人俱避舍。然所唱俱北词，尚得金元蒜酪遗风”。还不如字面含义丰富呢！遗憾！

当然了，主业是读萧红写萧红，但是不轻易谈了，封坛中。只有一条。

微博摘书：你美好的处子诗人，|来坐在我的身边，|你的腰任意我怎样拥抱，|你的唇任意我怎样吻，|你不敢来在我的身边吗？|你怕伤害了你处子之美吗？|诗人啊！|迟早你是逃避不了女人！——萧红《春曲》之三

更多晒书、谈书、卖萌、吐槽、八卦、自恋、秀恩爱，全在  http://weibo.com/sibi  求围观求扩散！

回忆起来，我正式接触日本文学是从东山魁夷的散文开始的。东山魁夷是日本著名的风景画家，也是散文名家。他画笔下的池塘、潮汐、春雪、树木、白马、朝雾、湖光等等景色，都令观者产生一种洁净、清冷的感觉，他不是不用暖色，可即便是观赏《山谷的嫩叶》这样葱郁的作品，也仿佛孤寂寂站在山顶，清风如水过沙般透过身体的每个毛孔，温度和渣滓被滤走，人清清净净地溶进了景里。东山魁夷在散文集《与风景对话》里写道：“究竟什么是‘生’？我来到这世界，很快就会离开这世界。没有常住之世、常住之地、常住之家。我看轮回、无常才是生的佐证。”细想这段话，便不难理解他画作里那种“在而不在”的冷感了，生活在尘世而随时准备着死去，日本文学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冷冷的疏离。

众所周知，日本曾经有计划、大规模地学习甚至拷贝中国文化；日本也很早就引入了佛教。不过无论是儒家经世致用的入世思想还是佛家轮回转世灵魂不死的永恒信仰，都不曾真正渗透进日本人的思想内核，或许是因为这个国家危若累卵的地理特质，或许是因为天灾频仍人类力量的渺小，他们始终相信眼前的一切是稍纵即逝、变幻无常的，他们推崇临时、瞬间的美感，或者正因为审美时间的高度浓缩，他们的文艺作品中又常常呈现出美的暴烈，抵死缠绵的决绝。日本文学中不是没有清淡雅致的作品，但无论如何不能说它们具有岁月悠悠从容不迫的品格。

《枕草子》是最负盛名的日本古代散文随笔集，清少纳言的文笔极其冲淡，记叙她所见所闻之有意思和没意思的事，如其中一段题为《五节日》的：“正月元日，三月三日，都是天色非常晴朗的好。五月五日整天的阴晦。七月七日天阴，到了傍晚的晴空上，月色皎然，牵牛织女的星也可以看见。九月九日从破晓稍为下点雨，菊花上的露水也很湿的，盖着的丝棉也都湿透了，染着菊花的香气特别的令人爱赏。早上的雨虽然停住了，可是也总是阴沉，看去似乎动不动就要落下来的样子，是很有意思的。”极简的叙述和一句淡淡的“是很有意思的”，自然、生命和细节都极其轻飘，作者随时可以从中抽离。

日本文化的瞬时特质体现在伦理道德上是善恶对立的缺席，而代之以对秩序和规矩的恪守。所以在我们的文化里美总是与真和善联系在一起，而日本人则将美与一切道德判断剥离开来，可以说，日本文化中对美的崇尚是一种更纯粹的唯美主义。而在耽美的谷崎润一郎那里，美干脆就与邪恶脱不了干系，美人的身上势必要发生与感官刺激、道德丑闻和畸恋相关的故事。散文集《阴翳礼赞》中，谷崎大谈东方之美，美比之善恶、真假更加內化进了耽美主义者的骨血里。

多年的欧风美雨，谷崎极力推崇的东方之美不免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变形、消逝。不过都市进程的加快和人口密度的增加却不曾消弭文学作品隐隐的疏离感，作者与作品的疏离，作品中人物之间的疏离，和人物对现实的疏离，时时漫过文本，向读者涌来。

川端康成《雪国》的结尾是一场大火灾，在驹子的叫喊声中，岛村被身边的男人们挤得站不稳脚步，“他挺住身子站稳，抬眼向上看，银河象是唰的一声流进岛村的内心去”。这个从头到尾如旁观者的男人一直冷静超脱，最后一刻却被漫无边际的孤寂和悲伤没顶。

村上春树给《挪威的森林》结尾作了相似的处理，渡边打电话给绿子，告诉她想要见到她，可是当绿子问他在哪里时，“我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全然摸不着头脑。这里究竟是哪里？目力所及，无不是不知走去哪里的无数男男女女。我是在哪里也不是的场所的正中央，不断地呼唤着绿子”。我读到这里，脑海中浮现出东山魁夷的画作，仿佛此时的渡边不在电话亭，而是身处无人的旷野，无望地呼唤。

眼下日本最受关注的80后女作家青山七惠在她的处女作《窗灯》中，写一个女学生窥视对面窗户中的男子，“他又笑了，与电视里的无数笑声重合在了一起，这回我也笑出了声。转瞬间，他躺倒下去，忽地从窗框消失。看不到人影的房间里只剩下笑声和掌声还在持续”，这时，“我将摁住刘海的手向前伸出去，可是哪儿也触摸不到”。高密度都市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但近在眼前的人，你伸出手却触摸不到。

真的，从川端康成到村上春树，再到青山七惠，日本文学给予读者的冷感似乎越来越弱，可是与生俱来的疏离从来没有消失，为了随时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他们仿佛没有来过。

东山魁夷画作

---------------------

许久没有更新博客了，惭愧！贴一篇几个月前写的小文，急就之章，挂一漏万是肯定的。

本文已发表，媒体请勿转载，谢谢！

说起来我是个顶顶粗枝大叶的人，在花花草草向来不留心，碰见了会说一句好香或很有丰姿之类表面的话，名字时记不住的。特别羡慕豆瓣上的植物达人，拍出来的照片美，说起来头头是道，清雅极了。去年买了些花盆和种子回来，从纸巾催苗到看着细嫩的绿芽一星一星从泥土里冒头，分不清谁是杂草谁是我的苗，索性一律留下，颇为沮丧的是直到它们都长了尺来高，我还是拿不准那绿秧秧的究竟是不是薄荷。牵牛花最好认，把阳台爬得严严实实，像挂了块绿帘，后来开花也爽利，喇叭个挨个地张开，蓝的紫的都有，因为是自己种的，便觉得与路边开的明显有高下之分，就是收成太好了，籽积了满满一盒还有多，熟透了便从透明的膜里自动往下掉，阳台上都是黑籽，拿它们没办法。

其实我最想种的是栀子。小时候跟爷爷奶奶住乡下，谁家菜园里都会有一两株栀子，端午前后次第开了，迎风处处都是清芬，从两三岁小女娃到八十岁老太太，只要梳辫子的，都在皮筋上别一两朵栀子花，要是头发短，就用黑色的发夹夹住了，簪在耳边。下半天栀子花萎了，软绵绵伏在头发上，丰姿不再，香味却更见芬洌。那时候人们都不讲究打扮，也多半没条件讲究，粗衣乱服，只有头上的栀子花是一颗爱美之心不息。现在都不兴簪鲜花了，布的塑料的玉石的，永远不败，只是没有花香。

长大点跟父母住，房子不算大，但房前的院子很奢华，足有一百五十平米吧。这么大院子不种花殊可惜，于是搬进去前父母做了修整，沿墙栽了一排美人蕉，正中是一棵前房主留下的葡萄树，已有年份，枝干比我手腕还粗，于是在院墙上搭了铁丝葡萄架，水泥走道旁植了一畦整齐碧绿的葱兰，还种了些鸡冠花（真丑），其余的空地，我妈随手撒了一把地雷花，生命力真墙，茂盛期几乎要把院子撑满了。庆祝乔迁，表姨从她家菜园挖了两棵栀子花送过来，种在葱兰旁。高的那棵没有活，倒是孱孱弱弱矮的那棵，渐渐泛出了绿意。

我们老家人都迷信，春天给栀子花喝鸡汤，到了夏天它们会开出又香又大又多的花朵。应该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吧，但头年我妈还真灌了些鸡汤下去（后来它搭了葡萄树的洪福，享用化肥），不知是否因为受了这样的滋养，那棵栀子树便卯足了劲蹭蹭蹭地猛长，到我们搬进去的第三年，它就至少开了三五百朵花，满树洁白，开得累累欲坠，任何人推开我们家院子门，首先一定会说好香。那香是从初夏一直熏染到盛夏，到了秋天，还要再开一茬。不仅开得多，开得好的足有碗口大，女士们到了我们家，总要围着它选几朵最大的带走。我早晨起床去上学，也一定摘几朵沾着晨露的带到教室放在课桌里。

我读高中离家，三两个月也难得回一次。有次爸爸到学校看我，等到下课时带我去买了个巨大的巧克力冰激凌，又给我一个袋子，说你妈给你买了件新衣服。我一心对付手上的美味，嗯嗯唔唔。等回到教室打开袋子，一股清香在浊闷的空气中漫漶开来， 衣服下放了几十朵洁白的栀子花。

我高中毕业时我们家就从那个大院子搬走了，那株栀子不知是继续每年倾吐芬芳，还是索性被新房主砍了，反正我再没见过那么优秀、尽职尽责的栀子。

四五年前也是端午前夕，我回老家看大姑妈，烈日灼灼，她家门口的栀子开得极喧闹，近看淡黄花心上爬满了细虫，一摘，那虫便在花瓣上四散开来。大姑妈已经是癌症晚期，表哥每天给她注射三剂吗 啡止痛，那其实是滴水落干沙，远远不够，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看着癌症如细虫噬咬她残余的生命力。那批花还没谢，大姑妈就撒手了，比医生预言的还早了一个月。我每每想起最后一次见到她，就记得那天阳光似针芒，栀子开得聒噪和浮躁。

现在住的小区里遍植栀子，低矮的一片一片，邻居说那是野栀子，长不高。开的花不大，但数量取胜，开起来你挨我挤，这个时节开窗，随风就漾来一缕缕清香。这种栀子花也是生虫的，采回来要及时在水龙头下冲一冲，然后随手放在房间的任何角落，它一点点地蔫下去，清芬却不绝，直可以香上四五天。

我还是想将来或者会在这座花香鸟语的城市里有小小一块泥地，尺来方也成，种一株栀子，长长久久地站在家里，该打苞时打苞，该抽芽时抽芽，该开花就开花，谢了就谢了，反正还有明年。

最近常吃芦笋，想起看过一篇跟芦笋有关的短篇小说，但是好几年了，不记得谁写的也不记得是在哪本书里，于是翻箱倒柜，终于在书架最底层抽出一本短篇小说合集，找到那篇《午餐》一看，作者毛姆。

小说里的“我”当时住在巴黎，过着拮据的生活，一位读了“我”的书并和我书信来往的女人路过巴黎，约“我”在一家高级餐厅见面。这个女人虽然宣称自己午餐什么都不吃，但接二连三地点了鲑鱼、鱼子酱、香槟、大芦笋、咖啡、冰激凌和大桃子，一下子花掉了“我”口袋里所有的钱，整个月的生活费。兜里钱不够但是又要点面子、不懂拒绝的小男人在请客时是什么心理，看这篇小说就知道了。有意思的是，尽管女人们常常讨论说美国男人什么样法国男人什么样山东男人什么样上海男人什么样，这种境况下他们的想法似乎丝毫没有两样。

看那女人吃芦笋时“我”是怎么想的：“芦笋上来了。它们个头很大，汁汪汪的，让人馋得要死。我眼瞧着那个可恶的女人一大口一大口地把它们吞咽下她的喉咙，出于礼节我和她讲起巴尔干地区的戏剧情况，最后她吃完了。”

这段昂贵的饭让“我”记恨了二十年，二十年后在剧场重逢：“我不认为我是一个耿耿于怀的人，不过当永恒的上帝插手了这件事，幸灾乐祸地观看这件事的结果是可以原谅的。瞧，今天她的体重足有二十一石了。”

下面注，二十一石约二百三十四磅。

作为一个挺爱吃芦笋并一直在长胖的人，我只能摇摇头说，不厚道！

《作家笔记》里刚好有一条类似的素材，1916年记的，他在从利物浦到纽约的船上结识了一位年华已逝但依然优雅的兰特里夫人，知道她曾因美貌轰动一时甚至有一位奥地利皇储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可是，“到了纽约后，我又见过她两三次。她对跳舞如痴如狂，几乎每晚都要到舞厅去。她说那里的男子跳舞很棒，却只要付五十美分。她如此直白，让我听来很恶心。这个曾经令世界臣服其脚下的女人，竟然会花半美元来让男人陪她跳舞，这让我觉得十分惋惜”。

毛姆真是太会写了，分寸拿捏得刚刚好，连日记也是。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则故事：北京某建筑工地上的搬运工跟设计师挺熟，有次俩人凑一块聊天，才知道他们是同一年参加的高考，那年高考全国试卷统一，搬运工是湖北人，考了500多分落榜，设计师是北京人，400多分上了大学。

真假不知，看了心里很堵，晚上就梦见自己又回到了十几岁，在上晚自习，恐惧感醒来还挥之不去。知道我们湖北娃儿什么时候开始上晚自习么？小学四年级。

我们全镇有十所以上小学，只有一所中学。虽然上初中没硬性规定必须考到什么分数，但多半家长看孩子毕业成绩不好，也就不供读初中了，小学升初中的比例，不超过十分之一。

读初中上晚自习也就理所当然了，一般不会上到太晚，九点多就放学，但压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因为要考上了重点高中才有考上大学的可能。全市重点高中两所，录取率差不多是10%，这是下面镇上，对市区的孩子分数线降低，录取率高一些。大概还有3%左右的也能挤进重点高中，两个条件，一是分数不能差太多，二是家里赞助学校几万块钱（90年代中期的几万块钱啊）。

一上高中马上文理分科，开始围绕高考打转。我的高中班主任一进教室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教室一分两半，男生坐左边，女生坐右边，中间是唯一的走廊；女生不能穿新衣服，不能戴首饰（我悄悄把头花摘下来）；不能嗑瓜子，那是长舌妇才干的事；抽屉不能上锁，他会随时检查⋯⋯

晚自习我记得是上到10点40，一共三节，前面两节是一个小时，中间休息十分钟，第三节是一个半小时。高一高二每两个星期放一次假，周六中午放假，周日晚上上晚自习，到了高三改成每月放一次，方便住读的同学回家拿生活费。每到放假日，学校门口那条坑洼泥泞的碎石沥青路上就堵了个水泄不通，开往各个镇的小巴早早等在那里，售票员和司机扯开喉咙吆喝，同学们喜气洋洋地往车上挤，尘嚣漫天。

我当时住外婆家，放假一般不回家，抓紧时间补觉，曾经创造过直接从周六下午睡到周日下午的记录。等吃完晚饭到教室去，上座率已接近百分之百了，晚自习提前开始。

我最怕上的是数学晚自习，数学老师就是班主任，三年下来每个晚自习都是这样度过的：前两节中间不休息，做一套考卷；第三节老师在讲台上批改考卷，我们在下面再做一套。每考一次，老师要奖励最高分一块钱，资金来自早晨迟到者的罚款，和班主任的自掏腰包。我数学一直是弱项，但是三年下来，也拿了几十块奖金，因为考得太太太频繁了，太多题目早已做过几十几百遍，细心一点考满分丝毫不难。

晚自习上到十点四十，老师再拖拖堂，基本上十一点才正式散场，不过这天可没算完，很多人尤其是女生回到寝室洗漱完毕后上床还要打着手电筒再看一小时书，第二天六点之前铁定得起床，不然早自习要迟到的。有些时候我下了晚自习两手空空回家，班主任看了批评说我学习不积极，晚上睡太早。所以甭管看不看，下了晚自习还得夹本书回家。

早自习迟到除了罚钱，还要负责打扫教室。打扫教室一般是在晚饭时间，扫起来扫帚飞舞，尘土滚滚扬到了空中，还没等尘埃都落下来晚自习已经开始了，我们坐在教室里，吸着饱含灰尘的空气，任由尘土落在头发上、身上、书上，日光灯嗡嗡作响。

老师上课一般喜欢把前后门以及窗户都关上，为的是隔离噪音，但是到了夏天气味可不好闻，不大的一间教室装了八十多号人，每个人身上的汗馊味和一些人的脚臭味臜着，每每老师从外面进来，在门口总是要被那股味儿撞到。

有一年夏天流感，想到几天病假可能造成的损失，班主任在教室里支了个酒精炉子，倒了几瓶醋在炉子里烧，强酸味弥漫着整间教室，和汗味、脚臭味、油墨味、饭菜味混合在一起，把人整个头包得严严实实，从早到晚不散去，我身体向来不错，那次架不住吐了个昏天暗地。

有次晚饭我没回外婆家吃，在学校食堂打了份饭，坐在靠窗一个同学的座位上吃着。班主任进了教室，径直走到我的座位，掀开桌盖，细细翻找起来，周围同学窃笑，班主任一抬头，正好看到我瞅着他，很淡定，拿起我桌里的几团废纸说：“我帮你扔了吧 。”他要找的是小纸条，那时候同学之间都兴递这个，可我从来不存。

寒假暑假都不超过半个月，短短的假期之后，总有同学决定不再来了，有的是成绩不好放弃了，有的则是家里负担不起。有一个男同学矮矮瘦瘦的，一天到晚没精打采的样，成绩却很好，总是前三名，他也在一个暑假后辍学了，他妈妈去世，家里还有弟弟妹妹，他爸爸实在供不下去了，班主任觉得很可惜，和班长坐了小巴去他家劝，但也没能把他劝回来。学费不算多，生活费才是大头。

唯一的娱乐是听歌，我那时候迷上了个台湾男歌手，买了好多他的磁带，每晚睡觉前都要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磁带一面放完就自动跳了，早晨被闹钟吵醒时发现耳朵里还塞着耳机。磁带也不好买，好朋友父母在武汉做生意，她每过几个月就要到武汉去一次，我的磁带都是她给捎的。我们好久没联系了，听说她继承父业做生意，现在资产几千万。

朝夕相处三年，班主任变和蔼了，高考前的最后几个月他对我们简直是温情脉脉，晚自习的例行试卷我已经产生了生理抵触，实在做不下去，就干脆整个晚自习听歌发呆，交白卷，跟我一样的同学有好几个，班主任看了，什么也不说。

到了高三，联考的密度越来越大，几乎是每月一大考，半月一小考，每次考试按上次考试成绩排名排座位，一考就是五门，两天半。考完是总结大会，讲解试卷，划重点难点，然后准备下一轮考试，最后半年基本是这么过的。高考前别人问紧不紧张，一点感觉都没有，考太多麻木了，只希望早考早了，考完解脱。

高考我是全校文科第二名，进了一所全国大概排名一百左右的大学，因为不是211工程大学，据说现在有些学校限制我们考它的博士，当然了，有些单位不招我们学校的毕业生。那届我们全校几百文科生，唯一进了还算名校的是第一名那位女生，其余的要么跟我差不多，要么比非211还非211。达到本科专科线的，总共不超过30%。很多过了线的同学选择复读，包括一个考了五百多分达到一本线的女生，后来她果然上了名校，还有几个同学也考得不赖，上了不错的学校。

进了大学发现班上很多外地招来的同学，分数远低于我们湖北农村考上来的考生。加上那年扩招，我们系有三分之一是扩招生。

我读大学还经常做噩梦，梦见又在考试，又要做数学卷子，一觉醒来浑身是汗。后来我爸知道了同学上名校的事儿（真名校啊，据说也叫第二党×校），开玩笑说早知道让我去复读了，说不准能上北大南开之类的。我知道自己绝没有勇气复读的，真复读也许会崩溃，反而搞砸，那些闯过了高四还考得很好的同学，真正厉害。

时间长了发现，我们那所非211大学，收容了很多因为差小小分数而没被第一志愿录取的人，随便捞一个湖北的，就能凑一块感叹要是我们户籍不在湖北，不就进了那XX学校，那结果不就牛X了吗？也许一切就改变了。

直到现在听人提起黄冈还有点不寒而栗，黄冈对我们来说不是地名，是个恐怖的词，黄冈意味着新一轮联考，意味着排名，意味着难度，意味着考卷。

有人把我们受教育的那种方式叫“填鸭”，真特么形象。填鸭就是先把饲料拌好，搓成细细的条，抓住成长期鸭子的脖子，掰开嘴把饲料往食道里面送，塞满为止，不给它任何活动空间，静静待着长肉。

如果本文开头那个故事是真的（就算不是真的，也有极高的现实性），真为我们湖北考生感到悲凉，从小学开始层层PK，熬了十多年，以为可以改变命运，结果改变命运的机会对我们并不公平，只因为是湖北考生。也许有人要说年轻时吃点苦不算什么，而且只是上学而已又没有去做苦力，再说还学到了知识。你可能不知道供出一个高中生对农村家庭意味着什么， 这且不提。那么美好的光阴本来可以不必在日复一日的做试卷中度过的，本来可以去好好看看这个世界不至于二十岁了还闭目塞听，本来可以学一门傍身的手艺不至于高中毕业了要从零开始，本来可以多读点书真正的书不至于上了十几年学却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没有任何兴趣爱好，甚至本来可以谈一次恋爱不至于相互暗恋了几年高考结束才敢拉一拉手⋯⋯

还有，如果不是这地狱式的高中三年，我们班上了大学的女生也不会因为突如其来的充足睡眠而一个个吹气球似的瞬间胖了起来。如果不是忙于睡觉，说不定就会找不同数量和质量的男盆友，那也许一切就都改变了撒，you know。 

在我看来，具有奥尔罕·帕慕克笔下伊斯坦布尔“呼愁”气质的国内城市，是西安和南京。西安苍凉沉郁，如贾平凹《废都》中厚厚古城墙上飘来的埙声 ；南京不同，它是古城中略显活泛的一座。城市气质的差异在作家的笔下更见分明，在 《西安这座城》中贾平凹说西安“城墙赫然完整，独身站定在护城河上的调板桥上，仰观那城楼、角楼、女墙垛口，再怯弱的人也要豪情长啸了。大街小巷方正对称，排列有序的四合院和四合院砖雕门楼下已经黝黑如铁的花石门墩，让你可以立即坠入古昔里高头大马驾驶了木制的大车开过来的境界里去”，一句话，这是一座埋葬于煊赫历史烟尘中的“废都”，落败却不失豪壮。同为古都，同样历史悠久，南京在叶兆言在《诗人眼里的南京》一文中则是这样的面貌：“除了迁都北京前的明朝还像回事，都是不景气和没出息的小朝廷，不仅偏安，而且短寿。南京这地方更出名的是后主，什么陈后主，李后主，统统都是历史的笑柄。没有一个古都会像南京这样始终充满着一种亡国的气氛⋯⋯”南京是废而又兴，兴而又废，往来于繁华与落寞之间，常驻的倒是文人的幽情，带一丝妩媚。

叶兆言十四年前的《老南京》再版，更名《旧影秦淮》，更准确了，因为文中谈的多是民国时期的南京，百年尚且不满，哪里谈得上“老”！书里配了三百多张老黑白照片，按照作者的说法，其实是先看了这些照片，才产生表达的欲望，所以照片也是主角，与文字一起，更生动、具象地呈现晚清和民国期间的南京风貌。

近现代史上南京又做了两次短暂的首都，1853年太*平天*国建都南京 ，这个由农民起*义*军建立的政*权仅仅支撑了十三年，1864年被曾国藩带领的湘军“剿*灭”，带给南京的是一场浩劫；1927年国*民*党在南京建都，十年之后这座首都被日本侵略军攻陷，一次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南京至今没有走出这场噩梦的阴影。

政*权的更迭和现代化的演进反映在很多城市生活的细节中，叶兆言对照老照片，历数秦淮河的禁*娼和开禁，道路的修葺和被毁，学府的建立，邮政的兴盛，官邸别墅的林立和陵墓、寺庙、纪念塔的兴衰等等，他的感慨是五味陈杂的：叹息秦淮河的繁荣“娼盛”，又申明 “谈到近代上海经济史，有一点不该回避，这就是太平天国的革*命，把南京的有钱人，都吓到上海租界去了”，为它抱不平；自豪于南京的马路绿化，绵延十几里的法国梧桐树“是国内任何城市都不曾有过的奢侈和豪华”，惋惜市内小铁路的拆除；赞美民国一代学人为中央大学塑造的良好学风，紧接而来的却是国*民*党政府抗战不力，令人民惨遭屠戮⋯⋯

百年的近现代历史对待南京，似乎是太过苛刻了，给予发展机遇之后迅速剥夺，再反手致命一击。呈现在《旧影秦淮》文字与照片中的南京，就是这样一种繁荣与废墟、伤痛与喜悦、历史和现代并存的面貌。或许是有了这些经历，今天的南京才在城市化进程如火如荼的大环境中保留着相对的宁静，适合读书和生活。

书翻到最后一节“民间的相册”，人仿佛从硝烟炮火中走出，氛围变得平和舒缓。南京的城市遭遇是戏剧性的，它曾经被拆毁被重建，被追捧也被遗弃，倒是这些老黑白照片中一个个平凡的人——他们的悲欢离合俱已随时间湮灭——与它同在，恰是他们的伤痛渗透进了南京的兴废，构成了这座城市的气质。

《旧影秦淮》，叶兆言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2月，定价28.0元。

说到新近出版的帕慕克随笔集《别样的色彩——关于生活、艺术、书籍与城市》，便不能不提这位土耳其诺奖获得者的另一本散文集《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看起来，《别样的色彩》似乎是裁完《伊斯坦布尔》这件锦袍后剩下的边角料，连帕慕克自己也在序言里承认这是一部“仅由碎片组成的作品”。

这本书的构成确实很杂，形式上有散文随笔、日记、演讲词、采访节选、序言和小说等，内容涉及作家永久的“模特”伊斯坦布尔、东西文化、成长经历、女儿父亲、写作阅读、身份、政治等诸多方面，写作时间更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当下，横跨三十年。不过，可别以为这本书“一地鸡毛”，帕慕克不惜在序言里强调：“所有的碎片都置于一个框架之内，暗暗指向一个我试图掩藏的中心。”读完书的人如果再翻到序言部分，不免想找出这个“中心”来，心里似是而非地知道点什么，要表达出来却不那么容易。

或者，可以从书里提到的詹蒂利·贝利尼的两幅肖像画入手。一幅是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另一幅则是质朴的水彩，它画的是一个年轻男子盘腿而坐，手握钢笔，全神贯注于一张白纸上。帕慕克认为画中的男子是一个画家，他透露自己初次见到这幅画时“向下凝视着这幅画，觉得我和它之间的距离，就像那位年轻画家与他面前的空白画纸的距离一样”，读者如我，联想到帕慕克沉迷于绘画的经历，不禁想，他在暗示什么。

这么说吧，《伊斯坦布尔》就如那幅穆罕默德二世肖像画，手法写实构图简单明了，绘出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与现在，捕捉到了笼罩在城市和每个人头上的“呼愁”。它会成为经典，城市的名片。而《别样的色彩》则是那副水彩，更随意、质朴，所有碎片性的文字拼起来是一个人的形象，是作家奥尔罕·帕慕克五十多年的人生，他在这本书中呈现出来的姿态正如画中的画家，全神贯注，坐在一张书桌前，手握钢笔，打算在白纸上重建一个新世界。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孤独的时刻，从现实的世界里抽离出来，面对白纸，即将进入一个想象的世界。这是无人的中间地带，胸中同时怀着存在和不存在的两个世界，既孤寂又充盈。

是什么构成了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别样的色彩》里每一篇文章都在提供着或多或少的答案，包括他的童年，父亲常常离家出走、在尼尚塔石一栋丑陋阴暗的家族公寓中度过的童年；包括从窗子望见的博斯普鲁斯海湾，包括父亲对文学的兴趣和给予他的自由；包括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和土耳其的“西化”；包括那个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包括他读过的书，影响过他的作家；包括所有他去过的地方，他遇到的人；他写下的句子⋯⋯

一幅水彩只能向观看者展示一个姿态，一个瞬间，可是由碎片拼成的《别样的色彩》向读者描绘了作者眼见的世界和他的思索，由此你更能理解他为什么会用语言创造出那样的新世界，这个新世界的哪一部分临摹了现实哪一部分又修改了现实，是什么契机促成了它的诞生。

在写到阿尔贝·加缪时，帕慕克说：“如果我们喜欢某个作家，那并不是因为他把我们引入了一个至今萦绕我们心头的世界，而是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成为现在的模样。”其实不止作家，生命中一切的经历，一切路过或常驻的人，一切看过的风景行过的路，甚至某一幅画，都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们会成为怎样的人，也决定了作家将写出什么样的作品。这，或许就是碎片的意义，就是作家试图隐藏的“中心”。

《 别样的色彩——关于生活、艺术、书籍与城市 》，奥尔罕·帕慕克著，宗笑飞 林边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36.00元

我们偶尔去散步的那条小径平常一定很寂寞。

它只有一米宽，左边是一排细竹，竹子后是我们小区的围墙，右边是十多米宽的小河，河坡上长满绿草，栽了各种树。河的对岸是一个小巧别致的公园，这个季节的柳叶已经小鱼苗大了，枝条依然柔嫩，在水面上摇摆，桃花开得热闹，远看一片深深浅浅的红。

有一次谈到不用出门身边也有美景时，我们谁也没有看谁，就知道对方说的是这条小径。我们每个星期都去那里散步，清楚每棵树的位置，比如昨天去，他说：“你看，才几天没来，玉兰就谢光了。”我抬头一看，果然，上次来满眼的玉兰花，现在竟连一片残瓣都没有了。我不喜欢玉兰，嫌它开得粗枝大叶又脏污污，谢了倒高兴。

这里也开过梅花，大约是在一个月前，当时我还穿着羽绒服。是红梅，星星点点缀在寒枝上，报春的意思。这次走不多远，竟然发现一株重瓣红梅开得正好，我以为这个季节不会有梅花了。那红真是庄重又热烈，开得极满，一个花苞都不剩，我禁不住停下来细细看，阳光落在水面上，被波浪荡成碎金，晃得我没法睁开眼睛，这株红梅真叫人惊喜。

再往前走又看到一种紫色的花，叫不出名字来，上次来时它还没有开，花苞密密地挤满了枝条，我误以为那就是花了，说这可真难看，像苍蝇。这次苞开了，内里绽出偏蓝的亮紫来，不得不承认，其实开了也还好，并不难看。

又碰到两株重瓣红梅，大约是在阴处，只开了六七分，还有不少苞儿圆鼓鼓如小豆。

在两条河流的汇合处转弯，一条东边来的，一条南边来的，交汇处如拥抱般呈漩涡，然后合在一处往北流去。这个转角处偶尔有人垂钓。

转弯后走不太远，就来到一棵大树下，这树上有个巨大的鸟窝，我们戏称它是鸟界别墅。树下有两块大石头，我们于是坐下来，如果是下午，偏西的太阳就在正前方，四下里只有鸟鸣声。我们有时候在这里给朋友打电话，有时候聊聊天，或者摘两条柳枝，编个花环，更多时候是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待着，看河水一纹一纹淌过。

这棵大树下临水开了一丛迎春花，上次来时就开了，这次还开着，我喜欢黄灿灿的颜色，像炒好的鸡蛋，比炒鸡蛋还好看，说不定这花也可以吃。我们常常商量下次可以带点零食和书来，不过说了好多次，没有一次临出门想到带东西的。

坐够了往回走。我们小区的流浪黑猫常坐在路边，它很孤僻，我和它的距离从来没能缩短到十米以内，即便是它怀孕的日子我们给它送饭，也只是看到它在前面，远远放下，然后自动消失。这次也不例外，它看到我们过来了，视而不见我们的献媚，转身钻进了竹林。

有一只小鸟叫得清脆婉转，啾——啾啾！原来它就停在路边的一棵广玉兰上，跟麻雀差不多大小，肚子胖胖的，在理羽毛。我们离它不超过一米，抬头朝它说嗨，它一点也不怕人，站得稳稳的，忙于理它的毛，时不时仰起头来，啾——啾啾！一声。河边柳树上的一只鸟，虽然叫声完全不同，似在应答它，每当广玉兰上的叫一声，柳树上的就回一声。

从小径出来，像关上一扇门。瞬时是车水马龙，噪音扑面而来。那只啾啾叫的小鸟不过在身后十几米，但听不到了。

我折了一根带花苞的红梅枝条带回来，家里没有花瓶，找了矿泉水瓶注水，插上。今天早上一看，连花带苞都萎了，庄重热烈的红里隐隐透出黑来。

对于日本，我们这代人实在感情复杂。从小受的国家主义教育令人始终不忘历史的耻辱，最早接触的日本人形象是抗战题材电影上留着小胡子、愚蠢又凶残的日本军官，听到最多的日语是咬牙切齿的“八格呀路”；可是时间推移，这种单一印象受到无数信息的冲击和篡改，日本的电子产品是那么精致耐用，日本的漫画让人不忍释卷，日本的女优大胆又清纯，日本人足球居然踢得不差，电影中的日本环境优美非常干净，听说“鬼子”大多礼貌周到⋯⋯

这就好比我一直听说隔壁二狗子既下作又痴呆，因此对他鄙视加痛恨，可慢慢发现他比我强，近来也没干什么坏事，甚至还对我笑了笑，于是我愤愤地想妈的笑里藏刀的死囚徒，而前天他竟然遭了难，很惨，我忍不住很同情，可内心那个不肯认输的我却跳出来说自作自受丫根本是自作自受不值得同情！这么一想，汶川地震后说日本救援队是来我们地盘打探机密的流言也就好理解了，这次日本地震有人说是核试验结果的猜测也不那么匪夷所思了。

其实，日本人到底怎么样，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呢？我没去过日本，记忆中也没跟日本人打过交道，只好向书本求教了。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把日本的文化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对这个概念，她拿来与西方的“罪感文化”比较，作了较详细的阐释。“ 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它发展人的良心，这种社会可以定义为‘罪感文化’”，也就是说将“善”、“信”等观念根植于人心深处，一旦行为有违这些基本原则，则内心就会产生最恶感；日本人不同，他们没有罪恶感，甚至认为人不必有罪恶感，他们也有一套强制执行的行为准则，不过他们严格遵守不是为了让内心好过，而是因为出了差错会招致他人的耻笑。所以，“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或者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是，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

时时保持对耻辱的敏感，而不是对真善美的信仰，是日本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最主要特征。日本森严的等级制度、对天皇的绝对忠诚、强烈的家族责任感、对名誉的无比执著和对“情义”的重视，都是靠着日本人对耻辱的敏感来维系的，以上这些原则，只要他们没有遵从，就会感到深深的耻辱。因此，这其实是一种外在的、极其强烈的约束力，日本人因此显得比其它民族更加审慎、克制和不可理喻。

但是，这只是日本人的一个方面。正如作者本尼迪克特在开头所言：“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黜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他们的军队受到彻底的训练，却又具有反抗性。”日本人是矛盾的，直至今日仍然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他们谨小慎微彬彬有礼，可是他们毫不掩饰对肉欲的迷恋；他们既生产精密的高科技产品，又出产萌死人漫画；他们爱干净到有洁癖，可是他们的爱情动作片dirty程度令人咂舌；他们的作家能写出最最健康纯真的爱情，还能激进地切腹自杀⋯⋯

日本人是怎样看待这种分裂的呢？事实上，他们大概根本不觉得这有什么矛盾，他们的道德体系里没有“善”“恶”的对峙，没有来世的期许，也没有地狱的恫吓，他们相信每个人死后都是神，他们的文化体系早已为他们制定好了一切细枝末节的规矩，只要照章行事，就不会遭受耻辱，一切都是绝对的。就拿灵与肉的冲突来说，在西方文化里，精神是高尚的，肉体是低贱的，耽于肉欲就是“恶”，“在日本人的哲学中，肉体不是罪恶。享受可能的肉体快乐不是犯罪。精神与肉体不是宇宙中对立的两大势力，这种信条逻辑上导致一个结论，即世界并非善与恶的战场”，但这并不妨碍日本人在遵行原则的时候极度克制。

本尼迪克特把“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的差异归结于不同的儿童培养方式，她认为日本人一生中摆脱束缚、享受自由的程度曲线呈“U”字型，也就是，童年和老年时期可以随心所欲，而成年和壮年时期则要努力修行，谨言慎行。这跟欧美乃至中国的教育方式都是相反的。正如本文开头所说，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严厉的，很多东西早早被灌输在大脑里，一旦成年有了自主意识，不可避免地要感到已有的道德体系、认知体系与“自我”的冲突和分裂。

众所周知，日本文化受中国影响很深，可是某种程度上又可以说，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差别巨大。拿日本从中国照搬的“忠”与“孝”来说， “中国人并没有把这些道德看成是无条件的。在中国，忠孝是有条件的，忠孝之上还有更高的道德，那就是‘仁’，通常被译作‘benevolence’（慈善、博爱），但它的含义几乎包罗了西方一切良好的人际关系。父母必须具有‘仁’。统治者如果不‘仁’，人民可以揭竿而起，反对他。‘仁’是忠义的先决条件”，而“忠”和“孝”移植到了日本不再讲条件，是绝对的。所以中国不断历经朝代更迭，日本的天皇却屹立不倒，虽然很多时候他只是个傀儡。

本尼迪克特写的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日本文化，半个多世纪的欧风美雨，日本人自然不免接受普世价值的改造，变得随和一些、柔软一些了。不过，把《菊与刀》中的日本国民性打个折扣来看，还是有助于理解这个跟我们比邻却又雾里看花的国度。

纸上读来的日本，还是无助于我们彻底解决对日本的疑惑。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任何被塑造起来的单一、极端形象都值得怀疑，一个民族的特征岂是三言两语可以道尽的，不切身实地去观察一段时日不可以下断语。本尼迪克特写作《菊与刀》时虽然没有亲身去日本考察，虽然当时大战硝烟刚散，她的态度却是公允严肃的。

大三那年冬天，我和好友无意中发现学校后门的一个麻辣烫小摊出产极好吃的猪血豆腐，于是一段时间内我们几乎每天都去那里解决晚饭。 

在武汉读过大学的大概都听过各校学子总结的一句顺口溜，“学在武大爱在华师”神马的，当然了，这句话有很多不同版本，我们经常听到的，后面还有一句，就是吃在敝母校。母校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跟本地另外两三所大学比拼，那还真是，咳咳，今儿天气真不错啊。8过，8过，讲到吃，光是老校门前的一条堕落街，就足可说是卧虎藏龙、兼收并蓄了。第一次到敝母校的人，必须穿过各种蛋糕面包房、粉面馆、以及烧烤摊、铁板摊、水果摊、糕点摊、粥铺等等所散发香气的迷阵，才能见到大隐隐于市的母校老校门。

扯远了。也就是说，经过两三年的锤炼熏陶，我好歹算吃过些东西的人，不会大惊小怪了。但后门的麻辣烫小摊一张开，就惊艳了我的舌头。麻辣烫本来是川渝特产，在我们湖北，荆沙的麻辣烫也算有名。我老家的小镇上，每年夏天一到天擦黑，一条街上每隔十来米就支起一个红白蓝编织袋缀连起来的帐篷，顶上挂个百瓦的白炽灯，灯下是一口直径约半米的大铝锅，底下烧着煤炉，一张张小折叠桌拼起来，将锅炉和老板三面围起来，留出的那一面，方便他进出取菜取餐具什么的。桌下放着塑料小方凳，来了人先坐下，老板给你一副碗筷，你想吃什么，朝锅里指一指，有熟的他就拿给你，没有就临时烫上。麻辣烫都知道，可烫的无非是各种蔬菜、豆制品、午餐肉什么的，都穿在竹签上，一端靠着锅沿，大部分浸到汤底里去烫，熟了捏住竹签那一端拿出来，用筷子往下一推，热气腾腾的豆干土豆片什么的，就掉在碗里了。还有各种粉面，放在漏勺里，整个漏勺浸到锅里，筷子搅散，少时粉面就熟了，漏勺提起来倒进碗里，再加小半碗汤汁，粉面吸收了各种蔬菜肉类的味道，又烫又鲜，解馋又饱肚子。我们读高中时街上就如雨后春笋冒出了一家家麻辣烫摊，也不知摊主哪里学来的手艺，反正应该是解决了很多闲散人员的就业问题。我们常常晚自习后去吃，吃得饱饱再回家睡觉，最多不过三四块钱。摊主最欢迎学生，因此有赚无类，只吃一块钱也附送满腔热情。

到武汉也吃过不少麻辣烫，不过都没有老家的好，这绝不是我偏爱，后来带同学去我老家尝过，都说味道确实赞。

大三那年冬天，学校后门就冒出了这么一家麻辣烫小摊，摊子很寒酸，竟连编织袋帐篷也没有，只在两棵树之间扯块红横幅，上书“野战麻辣烫”。初初去吃没抱希望，他们刚开张，几乎没生意。跟我家乡的麻辣烫略不同，他们有两口炉子，大的用来涮，小的上面一口小铝锅，里面炖着猪血豆腐。豆腐块比色子略大，很嫩，炖得入味，不散块，猪血是寸条状，一样鲜嫩，微微弹牙，难得是毫无腥气，大约是汤汁略有麻辣味，小火慢炖了大半天，所以麻辣味已进入了豆腐和猪血块中，吃起来只觉满口嫩滑。我和好友一吃惊艳，再尝他们的麻辣烫，竟然不比我老家的差，一问之下，果然老板两口子是荆沙人。

我们于是常常去吃，也推荐朋友去吃，“野战麻辣烫”的名声不胫而走。老板娘因为我们是熟客，常常锅里什么东西已经熟透了还没有人点时，就拿起来放进我们碗里，轻声说请你们吃。老板娘极麻利，待客又热情，应付十几个客人也滴水不漏，抽空还能把土豆削了皮，切成片，穿在竹签上。老板是三十岁上下的男人，一头卷发及肩，络腮胡，大冬天的只在破烂的内衣外罩件乌漆抹黑的皮衣，敞着胸口，坐在一边抽烟，跟隔壁水果摊的老板吹牛。我看到他就想起《国产零零漆》里卖猪肉的周星驰，你看他给小摊起名就知道不是俗人了。

没有帐篷，每逢下雨他们就得歇业。因此那学期结束，老板跟我们说，明年来了打算租个门面，照这个势头，很有搞头。

不过下学期开学之后，他们没有来，一直没有来。这很正常，今天你能吃到味美多汁的肉夹馍，很可能那做肉夹馍的兄弟明天就回老家了，你永远不能再跟他们说少肥肉多香菜了。还有风靡一时的红豆饼，还没有吃够，老板已带着他的独门秘方销声匿迹了，只留下你懊悔当初为什么不多吃两个。

我大四那年冬天爱上了猪肝粉丝煲，老板也是两口子，有帐篷。他们摊位要大多了，光是看那口八孔煤气炉就知道他们生意做得有多大，可惜他们没有摊名，学校里口耳相传说新大门丁字路口的煲，味道极好。我去吃了几次，总结出猪肝苕粉煲最合口味，于是又天天晚上去吃。吃煲是可以任意搭配的，各种粉面都有，宽粉细粉粉丝绿豆粉苕粉细面宽面圆面扁面，搭三鲜、猪肝、肉丝、牛肉、肥肠等等。再加一两株圆头小白菜，少许黄花菜，呼，你当时要问我点什么，我只能昂起头，一边吐热气一边口齿不清地说嗷嗷嗷嗷嗷。卖煲的，他们不是第一家也不是最后一家，成功窍门是粉一定要煮到既不硬又不面，入口爽滑的同时能一嚼就烂，太硬固然吃不下去，太面也没嚼头。我最爱他们的猪肝煲是因为从来没吃过那么嫩的猪肝，咬下去还能迸出汁来。猪肝汤里加少许辣椒面和醋，鲜里透出微酸微辣，吃完一身汗。

煲摊的老板娘也是一把好手，八只煲同时开工，个个顾到，且从来没有失过水准。老板黑瘦黑瘦的，四十岁上下，他也没闲着，夫妻二人还兼卖烧烤，烤肉烤鱼烤蔬菜，吃着煲再吃点烧烤，的确是好主意。我喜欢吃个烤玉米，玉米是甜玉米，上面刷一层油，撒点盐、胡椒粉和孜然，慢慢烤。等玉米烤熟，煲差不多吃完了，啃一口，先是咸味和孜然的香，然后玉米的津甜喷涌出来，好吃死了。玉米吃完，也就饱了。这么一顿，合人民币四元。真是穷学生的春天。

我听人家说，煲摊一晚上能卖出三四百个煲，再加上烧烤，夫妻俩一天的生意额度总不下千元，利润想必也是可观的。不过我也听老板夫妻说过，太累了，全年无休，每晚守生意到半夜，一早又起床要买菜准备什么的，可能做不了多久。

果然，后来他们也无声无息地走了，学校附近再没有那么登峰造极的猪肝粉丝煲了。

我读研搬到研究生宿舍，离后门远，一向在新大门一带觅食 ，堕落街不复当年之勇，但偶尔去一次，总有新品种小吃悄然出现，味道也不赖。

后来有一次偶然去后门，发现“野战麻辣烫”不知什么时候又回来了，欣喜之余当然要坐下来重温当日美味。可惜，猪血豆腐又咸又涩，麻辣烫更是难以下咽。麻利的老板娘不在，老板的泡面头也不见了，理了个平头，还穿那件皮衣，围着围裙站在锅炉边，一面抽着烟，一面招呼我这唯一的客人。

他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告诉我，那年冬天回了老家，过年嘛，忍不住去赌博，结果把赚到的钱都输了，既没有钱回来租门面，连本钱也没有了，不久老板娘就跟他离婚了。

我试着安慰说，你把生意做好，赚了钱，接她回来。

他黯然搅了搅锅里，说，她跟了别人。

我不知再答什么。

他又说，几年了，变化好大。

我说是，变化好大。

后来我再没去过后门，也没见过他。

今天听学弟说，母校西门建了一座立交桥，堕落街整条拆除了。

有一件小事，令萧红对祖父起了芥蒂。

写于1934年的《蹲在洋车上》是萧红早期的作品，后来收入到散文集《桥》里。它记叙的也是童年往事，从萧红四五岁起，祖母每次上街都例行问问她想要些什么，萧红每次都回答要皮球，可是祖母一次也没有给她带过皮球。到了她六岁时，“我愈渐讨厌我那个皮球，那真是太小，而又太旧了；我不能喜欢黑脸皮球，我爱上邻家孩子手里那个大的；买皮球，好像我的志愿，一天比一天坚决起来”。正是由于这个坚决的志愿，小萧红离家出走，“自己出街去买皮球了”。

结果自然是皮球没有买成，反而迷路了。“我不晓得自己走了多远，只是我是在疲劳。不能再寻找那家商店；我急切地想回家，可是家也寻觅不到。我是从哪一条路来的？究竟家是在什么方向”？

就在不知所措跌倒路边的时候，一个拉车的洋车夫让她上了车，问了她家在哪里，送她回家。可是等车拉到家门口时，调皮的萧红也不老老实实坐着，而是蹲在车上，于是“洋车忽然放停，从上面我倒滚下来，不记得被跌伤没有”，可能是太紧张和心疼孙女，“祖父猛力打了拉车的，说他欺辱小孩，说他不让小孩坐车让蹲在那里。没有给他钱，从院子把他轰出去”。

善良的洋车夫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另萧红久久不能释怀，也让年幼的她初初意识到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不平等，还使她对祖父的蛮不讲理心生不满，“所以后来，无论祖父对我怎样疼爱，心里总是生着隔膜”。

当然这只是一件小事，并不影响祖孙相依为命的感情。尤其是萧红的祖母去世后，萧红更是闹着要睡到祖父的屋里去。祖父教她念《千家诗》，没有课本，只是口耳传诵，祖父念一句，她跟着念一句。“早晨念诗，晚上念诗，半夜醒了也是念诗。念了一阵，念困了再睡去”。（《呼兰河传》）

人老了，是一步步往后走的，而孩子是大踏步向前进的，彼此相伴的时间不会太长久。1920年萧红九岁时，她上学了。如此一来，跟祖父一起消耗在后花园里或者念诗的时间自然少多了。

再往后，萧红念完初小念高小，再上中学，渐渐开始脱离家庭。而年迈的祖父越来越衰弱，又抽上了大烟，病到神智不清，有一次竟然忘了三女儿已经去世好几年，让萧红写信叫三姑妈过来。

因此萧红每每放假回家，总是陪在祖父身边，到了开学时又不忍离开。“祖父睡着的时候，我就趟在他的旁边哭，好像祖父已经离开我死去似的，一面哭着一面抬头看他凹陷的嘴唇。我若死掉祖父，就死掉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人，好像他死了就把人间一切‘爱’和‘温暖’带得空空虚虚。我的心被丝线扎住或铁丝绞住了”。这一段出自1935年萧红署名“悄吟”发表在《大同报》副刊《大同俱乐部》上的文章《祖父死了的时候》，记录的是1929年祖父去世前后她内心的孤苦和绝望，当时萧红正在哈尔滨上中学。

萧红最后一次同祖父见面的情形，这篇散文里也写到了。“大门开时，我就远远注意着祖父住着的那间房子。果然祖父的面孔和胡子闪现在玻璃窗里。我跳着笑着跑进屋里。但不时高兴，只是心酸，祖父的脸色更惨淡更白了。等屋子里一个人没有时，他流着泪，他慌慌忙忙的一边用袖口擦着眼泪，一边抖动着嘴唇说：‘爷爷不行了，不知早晚⋯⋯前些日子好险没跌⋯⋯跌死。’”

死亡的羽翼从人一出生起就笼罩在头上，有时候它忽然就浓重起来，将人吞噬进它的阴影，而有的时候它只是缓缓地由淡转浓，缓慢到人甚至觉察不到它的变化，可终有一天会被它挟裹而去。

萧红的祖父张维祯已经八十一岁了，他知道自己随时可能死去，他闻得到死亡的鼻息，他想到自己要是死了，孙女就再也看不到爷爷了。

这一天不可避免地来了。萧红从赶学校回家，“这回门前吹着喇叭，幡杆挑得比房头更高，马车离家很远的时候，我已看到高高的白色幡杆了，吹鼓手们的喇叭怆凉地在悲号”，“这回祖父不坐在玻璃窗里，是睡在堂屋的板床上，没有灵魂地趟在那里”，一切都在表明，祖父是真的死了，而死亡是这世间最最不可逆转、无能为力的命运。

“祖父装进棺材去的那天早晨，正是后园里玫瑰花开放满树的时候。”想到童年的恶作剧，想到祖父满头插满玫瑰花的样子，和祖孙俩的大笑，可想而知她的痛楚是何等剜心刺骨。所以在萧红十年的写作生涯里，代表世间一切温情和美好的童年、后花园、祖父，始终萦绕在她的笔端，时而以小说时而以散文形式进行文本再现。

祖父的死带给萧红的不仅仅是悲痛，还有恐惧和绝望。这是与她年纪不相称的绝望，1929年她还只有十八岁，旁人眼里应该正是如花似苗、青春盎然的时候，她却已经开始回顾人生，感到绝望了：“我懂得的尽是些偏僻的人生，我想世间死了祖父，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世间死了祖父，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可能她是悲观的吧，但她的确洞见了一个事实，这世间不会再有人像祖父那样疼爱、宠溺她了。

《呼兰河传》是孩童视角，没有写到“我”长大后的事，萧红只在“尾声”里写：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萧红的祖父名张维祯，他性格温厚善良，有童心，也有些懒散好闲，青年时读过诗书，学过经营农商，但很快就发现自己既无兴趣也无天赋，遂放弃世俗经济，安闲度日。所幸家资还算丰厚，虽屡屡入不敷出，靠着祖传的几十垧土地和房屋，收租子也能养活全家上下。

张维祯与夫人范氏共育有三女一子，可惜小儿子不幸夭折，为延续香火，夫妻二人决定过继堂弟张维岳的第三个儿子张廷举为嗣子。这嗣子便是萧红的父亲。等到张廷举长大成家生儿育女时，张维祯已是六旬老人了，如萧红在《呼兰河传》里写的：“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儿子夭折，女儿逐一出嫁，虽然有嗣子承欢膝下，毕竟有所隔膜，可以想见孙女的降生给暮年的张维祯带来了多少安慰，驱赶了多少寂寞。祖父对萧红，不是疼爱，是溺爱了。这一点，萧红年幼时便敏感地觉察到了，“等我生来了，第一给了祖父无限的欢喜，等我长大了，祖父非常的爱我。使我觉得在这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还怕什么呢”？儿童看似不谙世事，对于谁爱她谁不爱她，谁亲切谁淡漠，却有天然的分辨能力。写作《呼兰河传》是在1938年至1940年间，距离祖父去世已经近十年，但记忆和笔锋一旦触碰童年和故乡，令萧红笃定和自豪的，还是祖父给她的爱。

后花园是祖孙的乐园，“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戴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大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当祖父下种，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边，把那下了种的土窝，用脚一个一个地溜平。那里会溜得准，东一脚地，西一脚地瞎闹。有的菜种不单没被土盖上，反而把菜子踢飞了”。萧红的祖父本身就是一个闲散的老顽童，对于这个跟在自己身后的孙女儿，他既不端祖父威严的架子，又不摆教训的姿态，发现她把地里的谷子都铲掉而留下了一片狗尾草时，也只是大笑一阵然后耐心地教她谷子和狗尾草的区别。

像所有被宠溺惯了的孩子一样，小萧红也免不了做一些调皮的事。“后花园中有一棵玫瑰。一到五月就开花的。一直开到六月。花朵和酱油碟那么大”。一天，萧红无聊中摘了很多玫瑰花，摘下来了用草帽兜着，却不知道拿来做什么，于是突发奇想要给祖父戴起来。祖父蹲在地上拔草，萧红正好站在他背后，往他的草帽上插花，祖父只知道萧红在弄他的草帽，却不知道一朵朵红彤彤的玫瑰插满了自己的帽子了，还兀自说：“今年春天雨水大，咱们这棵玫瑰开得这么香。二里路也怕闻得到的。”

正忙乎着插花的萧红听了这话，可乐坏了，“我笑得哆嗦起来，我几乎没有支持的能力再插上去。等我插完了，祖父还是安然的不晓得。他还照样地拔着垅上的草”。

等到祖孙俩从后园回到屋里时，“那满头红彤彤的花朵，一进来祖母就看见了。她看见什么也没说，就大笑了起来。父亲母亲也笑了起来，而以我笑得最厉害，我在炕上打着滚笑。

“祖父把帽子摘下来一看，原来那玫瑰的香并不是因为今年春天雨水大的缘故，而是那花就顶在他的头上。

“他把帽子放下，他笑了十多分钟还停不住，过一会一想起来，又笑了。”

这件事给祖孙二人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欢乐和笑声，萧红常常提醒祖父道：“爷爷⋯⋯今年春天雨水大呀⋯⋯”“一提起，祖父的笑就来了。于是我也在炕上打起滚来”。

这种祖孙之间的默契和温馨，大约所有受到过祖辈庇护和宠溺的孩童都能体会，并且成年后时常忆起这最最无私和包容的爱，以慰藉当下的彷徨无助。萧红大抵就是如此，《呼兰河传》虽是小说，是为故乡作传，但她却有意无意地在作品渗入了太多真实的细节和亲身经历的往事，隔着二十年的光阴，隔着现实与回忆的距离，她显然在重温自己童年时享受过的温情，而这，泰半来自当时年近古稀的祖父。《呼兰河传》里写祖父的一章，无疑是整篇小说中最温情、色彩最柔和的部分，读过它的人，都不会忘记五月的玫瑰和祖孙俩的大笑。

如前文所述，萧红的祖父不善经营又爱好闲散，“因此常常挨骂，祖母骂他懒”。萧红自然是站在祖父一边的。祖母一骂祖父，她就拉着祖父的手往后园里去，因此祖母连她也一起骂上了，祖父和萧红是“死脑瓜骨”和“小死脑瓜骨”。

每到年关，各档电视节目贺年时总不忘提及饺子。正月吃饺子的传统由来已久，明人刘若愚《酌中志》记载当时过年的情形：“正月初一⋯⋯饮椒柏酒，吃水点心，即扁食也。或暗包银钱一二于内，得之者以卜一年之吉。”“扁食”就是水饺，明朝已有过年吃水饺的习俗。近人徐珂所撰的《清稗类钞》里也有关于水饺的记录：“其在正月，则元日至五日为破五，旧例食水饺五日，曰煮饽饽。然有三日、二日或间日一食者，亦即以之飨客。”饺子从初一吃到初五不说，还用来待客，也就是说在自家吃了饺子，走亲戚串门还接着得吃饺子 。

不过刘若愚与徐珂所记都是北方传统，在南方，据我所知，无论除夕一家团圆还是正月里待客，都没有让饺子上桌唱主角的。

南朝的宗懔是河南人，梁元帝时在荆州为官，他撰写了一部《荆楚岁时记》， 记载南朝时期荆楚地区一年中各个重大节令的来历、风俗等资料，开篇就讲到楚人过大年，正月初一“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这个传统保留至今，守岁到深夜的人们不等天光放明就起床，鞭炮爆竹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空气中是浓到凝滞的硝烟味。可惜这部文献没有更多关于饮食的记载，只提到这天要“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咬牙饧。下五辛盘。进敷于散，服却鬼丸”，是一些趋吉避凶的民间方子，与吃食无涉。

说来惭愧，从读大学离开家乡至今十余年，平日很少回家，但每逢过年就如倦鸟返林，千山万水也要赶回去，所以我从未见识过外地的春节，要是被问到其他地方的人怎么过年除夕又吃些什么，最多只能照书上得来的片鳞半爪揣度一下，毫无感性认识。我所熟悉的年味，只弥漫在故乡荆楚平原上。

在我很小的时候，家乡人备办年货是从熬麦芽糖开始的。熬糖工序多费时长，不是家家都办得来，通常几户人家通力合作。我爷爷是熬糖的好手，每年到了腊月，厨房的炉火就烧得通红昼夜不熄，家里暖烘烘的，冲进鼻子的都是麦芽的甜香。熬到一定时候，糖水可以舀起来喝，那种浓得化不开得香甜自我成年后就再也没有尝到过了，但是总喝不多，因为甜到令人想睡，而且嘴巴会被粘住。糖水熬成糖稀时盛出一部分，倾入大量的炒米，趁热搅拌均匀，搓成胳膊粗细的圆条，然后快刀嚓嚓嚓地切成一厘米厚的块状，这就是春节期间最主要的甜食——麻叶。锅里剩下的糖稀继续熬，直到凝结，然后出锅，趁热拉糖，拉糖是体力活，双手不间断地推拉才能把褐色的糖块拉成乳白的麦芽糖。拉糖总是由壮汉赤膊上阵，即使屋外飞雪连天，拉糖的人也是全身冒着热气的。

男人们熬糖拉糖时，女人们忙于腌鱼腌肉。从前的规矩是初一到初七商家停市，所以节前采买年货总是以几十斤论，无论猪鸭鱼肉，该杀的杀了，收拾干净，细细地抹上一层盐，堆放整齐，上面压上一块大石头，几天之后取出来，串上铁钩，晒在太阳下。所以每到腊月，不管家里多么贫寒，门前的晾干上总是会挂着一些腌制鱼肉的。

到了大年三十，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主妇早早起床，要演奏一出全年最恢宏的锅碗瓢盆交响曲了，主题是“蒸”。蒸菜用的是粉是大米磨成的，以磨到沙子粗细有颗粒感为最佳。白菜茼蒿切碎，藕和土豆切块，鱼切大块浇料酒，肉切厚片，排骨剁成寸段，分别裹上厚厚一层米粉，再调入适量盐，装盘。锅里烧开水，上蒸笼，蒸笼格子里放着这些涂脂抹粉好的蔬菜鱼肉。火越烧越旺，锅里的水咕隆咕隆唱着欢快的歌，蒸笼上渐渐有热气溢出，厨房里香气氤氲。主妇再另起锅灶，炒上几个拿手好菜，有荤有素，一切就绪时，蒸笼里的主角一个个出锅，就如“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的杨妃，粉雕玉琢香气扑鼻，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上桌，一家人合乐融融吃年饭。蒸过的蔬菜清甜软糯，鱼肉入口即化鲜而不腻，令人停不下著。

年饭吃过，主妇们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开卤。卤菜主要是用于正月里待客，所以年三十定要卤好。卤菜要用大锅大灶，卤汁烧好，依次投入准备妥当的鸡、鸭、猪肉、牛肉、香肠、猪肚、猪舌、牛尾、煮好的鸡蛋、藕、海带、千张等等，总之是先荤后素，火候以保持卤汁微开的大小为上。年三十的下午到晚上，整条街都为浓浓的卤香所笼罩，令人油然而生富足的幸福感。

到了初一早上，天光未放明，前后左右的鞭炮便一窝蜂地炸开了，不绝于耳，懒觉无论如何是睡不成了，于是在父母的催促下起床，穿上新衣服出门拜年。主人喜气洋洋地端上热气腾腾的茶，堆成小山的麻叶，通常一块甜滋滋、咬起来咯嘣咯嘣的麻叶还未落肚，主妇已经切好了各色卤菜，虽然内容大同小异，仍可尝出谁家今年放多了盐，哪家的肉比较新鲜。再坐几分钟，刚出锅的热菜也来了，咸肉炒泥蒿，泥蒿是新上市的，碧绿清嫩，与咸肉同炒，一鲜一嫩相得益彰；酸辣菜薹，菜薹是从地里新割的，还带着晨间田里的雾气，炒出来汁多味美⋯⋯

这时候要是瞟到电视节目又在说饺子，不免要纳闷：这么多山珍河鲜，他们干嘛就跟饺子过不去呢！

------------------------------------

刊于《门里家居》2、3月合刊，有删改。

下面这张图是年三十那天拍的，我们叫“谈年饭”，菜还没上齐，正经都是十二个菜以上，蒸菜占一半以上。盖上的是甲鱼火锅，我特爱里面的香菇。

再下面这张是初四中午拍的，就我一人吃饭，跟我妈说想吃素点的，就炒了点青豆，泥蒿炒个肉，切了盘素卤菜。青豆甜津津的，又嫩，老好吃了。泥蒿正当令，我回杭州时带了一把，热锅爆炒几下下，扔几片香肠带出点咸香，几乎不用搁盐，好吃死了。

给大伙拜个晚年！

要为萧红的一生找几个关键词的话，“穷”是跑不掉的一个。

写于1935年的散文《过夜》后来收入到《桥》里，回忆她初从家里逃出，流落于哈尔滨街头的一个夜晚。寒风飒飒中萧红投奔亲戚朋友不成，“只好背转来走去。脚在下面感到有针在刺着似的痛楚。我是怎样的去羡慕那些临街的我所经过的楼房，对着每个窗子我起着愤恨。那里面一定是温暖和快乐，并且那里面一定设置着很好的眠床。一想到眠床，我就想到了我家乡那边的马房，站在马房里面不也很安逸吗！甚至于我想到了狗睡觉的地方，那一定有茅草，坐在茅草上面可以使我的脚温暖”。一个老太婆收留了她，目的却是诱她去操皮肉生意，萧红自然要走，结果被讹去了一件单衫和一双套鞋，“这次我是用夏季里穿的通孔的鞋子去接触着雪地”。

萧红是倔强的。这样的境况下，她拒绝对父亲和家庭妥协，《初冬》一文同样写于1935年，收入《桥》中，记述的是她在流浪中遇见了堂弟，他请她喝咖啡，劝她回家去，她说“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愿意受和我站在两极端的父亲的豢养……”堂弟问她是否需要钱的时候，虽然贫寒交迫，她却答“不要”。这次相遇是她流浪中的一抹暖色，几年后仍不能忘记堂弟当时的好意，在文章结尾写道：“弟弟留给我的是深黑色的眼睛，这在我散漫与孤独的流荡人的心板上，怎能不微温了一个时刻？”

萧红最穷的时候，应该是被困哈尔滨东兴顺旅馆和之后生产的那段日子。当时她身怀六甲，未婚夫不知去向，欠下旅馆一笔巨额食宿费，萧红被扣押在旅馆中，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幸亏偶然认识了萧军，加上松花江决堤洪水泛滥，这才逃了出来。逃出旅馆后不久萧红临盆，萧军告贷无门，当无可当，用蛮横和强力迫使医院收下了这名产妇。孩子送了人，萧军拼着进牢房的危险，在交不出住院费的情况下终于接了萧红出院。

这一段经历，1933年萧红写成了非虚构小说《弃儿》，用“悄吟”这个笔名发表。写到被困东兴顺，洪水泛滥成灾时，她看到一只落水的小猪在挣扎，似是自况：“水的稀薄的气味在空中流荡，沉静的黄昏在空中流荡，不知谁家的小猪被丢在这里，在水中哭喊着绝望的来往的尖叫。水在它的身边一个连环跟着一个连环地转，猪被围在水的连环里，就如一头苍蝇或是一头蚊虫被绕入蜘蛛的网丝似的，越挣扎，越感觉网丝是无边际的大。小猪横卧在板排上，它只当遇了救，安静的，眼睛在放希望的光。猪眼睛流出希望的光和人们想吃猪肉的希望绞结在一起，形成了一条不可知的绳。”这已经是一篇有头有尾的小寓言。

关于那个被弃的女婴，萧红写着：“秋天的夜在寂寞地流，每个房间泻着雪白的月光，墙壁这边的地板上倒着妈妈的身体。那边的孩子在哭着妈妈，只隔一道墙壁，母子之情就永久相隔了。”萧红心中大概从来没有忘记这个没吃过母亲一口乳汁的女儿，临死还提起她。

散文集《商市街》记载的是萧红出院之后与萧军在哈尔滨共同生活的经历，他们先是住在欧罗巴旅馆，后来搬进了商市街萧军做家庭教师的人家里。这部散文集大部分的文章都围绕着饥饿、寒冷、贫穷、借钱、求职等主题在写，那是萧红那段时期生活的主旋律。其中一篇标题直接叫《饿》，饿到几乎去偷人家门上挂的列巴圈，饿到写信给原来中学的图画老师借钱；还有一篇《飞雪》是写冷，“在屋里，只要火炉生着火，我就站在炉边，或者更冷的时候，我还能坐到铁炉板上去把自己煎一煎。若没有木柈，我就披着被坐在床上，一天不离床，一夜不离床”。东北的冬天，木柈就像粮食，一刻都离不了吧？为了包子和木柈，萧红走进当铺，用一件新棉袄换来一块钱，“路旁遇见一个老叫化子，又停下来给他一个大铜板，我想我有饭吃，他也是应该吃啊！然而没有多给，只给一个大铜板，那些我自己还要用呢”!（《当铺》）

这就是萧红，自己朝不保夕，也不能不给路边的叫化子一个铜板。类似的事情后来在武汉也发生过。1938年武汉被围，端木只身入蜀，怀孕的萧红滞留在汉，朋友设法给她留了五块钱傍身，可是她豪爽地请大家吃冰，连找回的零头都送给了冰店的服务员。后来她在香港病重入院，靠的也是朋友接济，临终将《呼兰河传》的版权送给了陪护自己44天的骆宾基。

长久以来，萧红被塑造成一个命运悲惨但思想进步的女作家，反抗家庭揭露黑暗。可能正因为这样单一的斗争形象，萧红的作品和本身虽历来不乏学者研究，在读者市场却越来越边缘化了。事实上，她是一个性格多么可爱的女人，她的行文又是何等轻盈跃动，非如此，写不出《呼兰河传》。

要写尽萧红的“穷”，非得写完她半生不可，因为从她离家开始就不曾有过充裕的生活。贫穷是最能考验人性的，饥饿和寒冷交迫之下，底线都可以突破，可是萧红穷而不酸，没有妥协，没有因此愤世嫉俗，更没有堕落，凭此一点，说她软弱时大概是要三思的！

还有一个借钱的细节。应该是在1935年吧，反正是萧红跟萧军刚到上海不久，文章卖不出去，衣食都成问题。两人走投无路之际决定向素未谋面但保持着通信的鲁迅借钱，鲁迅约他们在咖啡馆见面，不仅用信封包了他们要的二十块钱，而且还准备一笔零钱，给他们搭车回去。这是两人第一次见到鲁迅。

骆宾基后来曾经写文章提到，萧红的遗愿是葬在上海，鲁迅墓旁。不过兵荒马乱的年月，要达成她这一愿望，实在不容易。

浅水湾风景虽美，萧红却是寂寞的。1948年聂绀弩不忘昔日好友，前往凭吊，写下了《浣溪沙·扫萧红墓》：“浅水湾头浪未平，秃柯树上鸟嘤鸣，海涯时有缕云生。欲织繁花为锦绣，已伤冻雨过清明，琴台曲老不堪听。”文辞哀切。

1956年底，香港一位名叫陈凡的先生写了一篇诗文给《人民日报》副刊，谈到萧红墓地的情形，呼吁保护，其诗如下：

年年海畔看春浓，每过孤坟息旅筇。

黑水白山乡梦渺，独柯芳草旧情空。

沧波不送归帆去，慧骨长堪积垢封？

生死场成安乐地，岂应无隙住萧红！

他文中还说：“女作家萧红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病逝香港，在兵荒马乱之中，被人草草埋葬在浅水湾头。那地方面临大海，种满了红影树，浓春红花霰发，如火如荼，绿叶浓荫，可说是一条‘花巷’。我每次到浅水湾去，总要到萧红墓那里去看看。那里自然环境虽不坏，但因当时草草埋葬，既无石碑，又乏冢阜，只有一个用水泥围筑的圆圈。过往行人，恐怕根本不知道这里长眠着我国的著名女作家。”

由于这位陈凡先生的倡议，也由于1957年浅水湾改建，萧红的墓地将遭破坏，中国作协决定将萧红墓迁往广州，葬在银河公墓。

1957年8月3日，参与墓地挖掘的作家叶灵凤当日写成一篇《萧红墓发掘始末记》，刊于《文汇报》，后收入《香港文学散步》一书中，该书没有内地版，以下引文来自网络：“泥土被拨开以后，就出现了一具直径约七八英寸的圆形黑釉瓦罐，盖子的一部分已被适才的那一锄打碎了。我们赶紧将瓦罐捧到空旷的地方，由一位熟悉墓地工作人员先取出盖子的碎片，又剔除了堕下的泥土，再将骨灰一部分取出来加以清理，我见到其中有一小块似是未燃化的牙床骨，又有一小块像是布灰。然后再小心放回去，并将盖子的碎片拼凑完整。”

从香港到广州，算不上落叶归根，萧红离她的故土，总算是近了一步。

60年代中，从北大荒返京的聂绀弩再次南下广州凭吊旧友，写下了《萧红墓上六首》。其中一首云：“千里故人聂绀弩，南来微雨吊萧红。遗容不似坟疑错，碑字大书墨尚浓。生死场慓起时懦，英雄树挺有君风。西京旧形翩翩在，侧帽单衫鬓小蓬。”真情流露，感人泪下。

不过，起初葬于浅水湾，后来迁葬于广州银河公墓的，竟然只是萧红一半的骨灰。出版于1987年的《香港文纵——内地作家南来及其文化活动》一书，其中有一篇卢玮銮的《十里山花寂寞红——萧红在香港》写道：“一直以为1957年她的骨灰迁葬广州，总算在祖国土地上落叶归根，但又怎料，那只是一半的骨灰而已，还有一半竟仍散落在香江。我说‘散落’，是一个悲观的估计，因为端木蕻良先生说当年他把一半萧红骨灰，偷偷埋在圣士提反女校校园小坡上，他还要我为他找找看。那个倚在屋兰土里旁的小校园，多年前是我天天路过的，园里小坡上，树影婆娑，也没人走动，静悄悄的恐怕比萧红的‘后花园’更岑寂，我从没想过那儿的朝东北坡上，竟也悄悄的埋着一个可怜女人的一半骨灰。几年前，园里大翻上一次，大概在修围墙，和修了一条沿坡小径。我不知道那一次翻土，会不会惊动了那坎坷的灵魂，怕只怕修筑的人发现那一尺高的好看花瓶，就会扔掉瓶中灰，当成古董卖。又或者那瓶子早已碎于锄下，骨灰已和泥土混合，永回不了呼兰河畔。我接到这份委托，实在感到为难。回到香港，几次站在圣士提反校园外，满心凄怆。我在想办法，但能不能找到这一半骨灰，那就得看天意了。”

也许端木蕻良是为了达成萧红的遗愿，所以瞒着骆宾基偷偷藏起了一半骨灰，希望有朝一日能带回上海，葬到鲁迅墓旁罢。谁能想到呢，从成年起就漂泊不定的女作家，死后竟然还在继续漂泊着。 

作于1936年12月12日的散文《永久的憧憬和追求》，萧红在开头写道：“一九一一年，在一个小县城里边，我生在一个小地主的家里。那县城差不多就是中国的最东最北部——黑龙江省——所以一年之中，倒有四个月飘着白雪。”

但是具体出生于1911年的哪月哪日，萧红没有提及。曾经与萧红共同生活过五、六年的萧军说萧红出生于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那天，后来又补充说是辛亥年端午、公历1911年6月2日。可是万年历显示，辛亥年端午应为公历6月1日。这就自相矛盾了。

而据与萧红有三年多婚姻的端木蕻良说，萧红的生日的确是在端午节，因当时人迷信这个日子不吉利，所以将她的生日推后三天，说成是农历五月初八。

较早从事萧红研究的学者铁峰曾就萧红的出生日期问题与萧军讨论，据说二萧在一起的几年间，萧红从来没有过过生日，所以萧红是否出生于端午节，萧军也不完全肯定。铁峰通过考证，提出了萧红出生于农历五月初六、公历6月2日的观点。不过铁峰的考证并不严密，来源也不甚可靠，而且他关于萧红的一些研究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所以这个说法也不可信。

因屡屡的忤逆和叛逃，萧红于1931年被父亲逐出家庭，张家家谱上没有任何关于她的记载。这也是萧红出生日期成谜的一个原因。

在资料缺失的情况下，近来为萧红作传的学者要么回避她具体的出生日期，要么倾向于端午节这个说法。

骆宾基的《萧红小传》应该是关于萧红最后时光的最详尽可信的资料，里面记载萧红的逝世时间是“1月22日上午11时许”，时为1942年，也就是69年前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