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后散步，在黑灯瞎火的小区里走到一栋还没有人入住的楼前，闻到熟悉的清香，仔细一看，地上竟然开了大片大片栀子。以前家里有棵很大的栀子花树，比我人还高，所以看到这么矮，开花又这么密的小栀子树，还挺新奇。过路人说这是野栀子，很多虫。

摘一朵闻，很香，虫也真是不少。带了几朵回家，用水冲掉虫子，放在客厅里，太爱这个香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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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皮的BF就要去读博了，我于是出主意说：“以后要是有同学跟你炫耀自己住多大房开多贵的车，你就很淡定地回他/她，俺家洗袜子的是博士。” 

说这话的时候我脑海里浮现出了皮皮同学斜睨着眼，右手食指跟中指间夹着一支细细的烟（纯属道具哈），吐一口烟，一脸漠然和无谓的样子。

皮皮觉得还不够high，把台词改成：“俺家跪着擦地板的是博士。”霸气啊，太有画面感了。

陶醉了一会，皮皮又问我：“那我们还要去读博士吗？读了他们就会说，俺们家女佣都是博士了。”

当然不读了，死都不读。

狂笑一阵后，皮皮同学同情地说，博士真遭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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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住的六楼原本建房的时候是附送一层阁楼的，房东把阁楼一封，在上面楼道那里开了个门，装修之后又是一套二居室，还带露台。只是楼上格局实在很小，想想三、四十平米的两居室是什么情形，而且冬天尚好，夏天住进去不啻于蒸桑拿，但楼上自装修好那日起，住户从来没有间断过，因为它比我们这一层要便宜几百块。但房东自称浙大毕业，很不省油，硬是收他们电费八毛一度，算下来，其实每月房租已经跟我们差不远了。

楼上住过很邋遢的一对男生，后来实在太不像话被房东夫妇赶走了；住过因家里房子装修而来暂时过渡的一大家子，有新生baby的缘故，他们被房东在电费上狠狠敲了一笔；现在住的，大概不是专业的音乐人，就是很执著的音乐爱好者。

每天早上我起床就能听到楼上传来的吹笛声，包括周末。晚上大约7点到9点之间，也是雷打不动的练习时段。听音乐是美好的享受，但练习往往又单调又吵人，所以当周末早上被一阵阵很有穿透力的笛声呜咽吵醒时，还真是有点恼火。我们背后说过楼上的坏话，但从来也没有去要求他们停下来。我读研时的同学小朱就是乐队吉他手，三年的时间里小朱同学很少和我们厮混，不是在练琴就是去各地巡演，到毕业时还交了一篇漂亮的论文，因此对那些真正热爱音乐的年轻人我一直抱着极大的好感。

楼上除了传来笛声外，也常常飘来各种音乐声，有钢琴独奏有交响乐也有古琴之类，现在一想，几乎从来没听到他们放过流行音乐。

今天晚上，照例又开始吹奏笛子，这次很欢快，大概是弄了一首古筝的曲子在旁伴奏，吹起来嘹亮流畅，不难听出心情很好。正快意时，听到有人咚咚咚上楼，然后拍门嚷道：“太吵了太吵了，整栋楼都听到了！”

笛声与古筝一起戛然而止，小伙子（也可能是中年男吧）出来低声道歉，然后是咚咚咚的下楼声。

静默良久之后，呜咽的笛声又传来，很短促的一声，然后就好像一个人突然捂住了自己唱歌的嘴。我想象着楼上的小伙子抚摸着自己的笛子，无所事事的样子。

过了一会，楼上传来了口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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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纯真博物馆》之前，奥尔罕.帕慕克的作品只读过《我的名字叫红》和《伊斯坦布尔》。《我的名字叫红》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它运用到极致的多角度叙事，因此它赢得了土耳其版《罗生门》的“美誉”；而《伊斯坦布尔》，翻开它你仿佛能感受到迎面扑来的土耳其风沙。相比之下，《纯真博物馆》来得温和多了，它用一个老人的口吻，从一只耳坠开始缓缓地讲述一段爱情往事。

情节其实极简单，三十岁的富家公子凯末尔在即将订婚的时候，爱上了他十八岁的远房表妹芙颂，并为她痴迷了三十多年直至生命尽头，其间，他将多年收集来的与芙颂相关的物品聚集起来，建起了一座“纯真博物馆”。于是，叙事仿佛就在这样一间博物馆里展开了，叙事人细细地把玩着馆内的藏品，从一只耳坠跳跃到一个盐瓶，或者一个芙颂抽过的烟头，一把芙颂摸过的把手等等，将它们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因为主人公凯末尔和芙颂十二岁的年龄差距，也有人将这本小说称为“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洛丽塔》”。这本名为《纯真博物馆》的小说按照它的主人公凯末尔的要求，应该是凯末尔为芙颂所建“纯真博物馆”的目录，为的是向后世的参观者讲述这段爱情，可是，正如博物馆展示的不是芙颂的生活，而是凯末尔的痴迷一样，小说呈现的也是一个陷入爱河无法自拔的男人全部内在和外在感观，作为爱情的另一位主角，芙颂，和这段爱情发生的背景伊斯坦布尔一样，成了对象和远景。从这一点上来说，它与以“洛丽塔”命名的小说一样，爱情和叙事都好似一场单方面的体验或冒险，分别仅在对象是土耳其美女，还是美国萝莉。

《洛丽塔》里的迷恋可以追根溯源到少年时未满足的青涩之爱，《纯真博物馆》里凯末尔迷上芙颂，是因为什么呢？他有美丽、门当户对的未婚妻，有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幸福未来，有他生活于其中并如鱼得水的“上流社会”，而且，他也得到过芙颂的身体了，不存在“得不到的最好”之类缘由。倘若说是由于美好的性而产生的爱，凯末尔可不是初出茅庐的年轻小伙，芙颂之前他有丰富的性体验。究竟是因为什么，凯末尔会对芙颂迷恋到抛弃自己既往一切的地步呢？

其实，在追问的过程中，我已经意识到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如果爱情的发生一定有“逻辑”可循，那它就不值得古往今来的文人、艺术家反复描摹和歌咏了，而追问之所以在我这里产生，是因为我生活在一个“逻辑”无处不在（甚至包括小说）的环境里。

就在我阅读这本《纯真博物馆》的几天里，从老家来了老Q的一位表妹，她来之前我们都知道她是在父母的要求下刚和恋人分了手，来散心的。而她并不避讳这点，主动说起（曾经的）恋人时忍不住脸上浮出笑意，说他很害羞很文气，就是她喜欢的那种类型，一秒之后，她又带着一丝嘲讽说分都分了不想再提。有一次我们在车里等人，她主动说起分手是因为她妈妈“侦查”到男孩的妈妈“脑子不清楚”，我忙问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她又说其实也算不上什么先天后天，就是“比别人差点”。还有一次，她用与年龄不相称的老道口吻说将来要嫁人的话经济条件不能太差，肯定要养得起她和孩子，至于她婚后工不工作那得她自己说了算。但是一转眼一种落寞又在她眼里明明白白：“无论如何，这是我的初恋！”

我在表妹身上看到了“爱情”和“逻辑”的争斗，而且明白无误地了解到“爱情”已经败下阵来。似乎不难预见，几年之后“逻辑”将绞碎表妹身上仅剩的“纯真”，届时她成了她母亲的复制品，再将这强大、严格的“逻辑”传递她儿女身上，并坚信这都是为了他们好。

《纯真博物馆》里凯末尔在最后对奥尔罕以及读者说：“让所有人知道，我的一生过得很幸福。”从遇到芙颂的那一刻起，凯末尔的人生在旁观者看来无疑是偏离了正常的轨道，是悲惨甚至羞耻的，可他晚年的这句由衷表白不由得让人想问，看起来“正常”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正如我对表妹一直想问而没问的：“‘比别人差点’有那么大影响吗？”

但话又说回来，如果爱情真是一剂无解的毒药，像凯末尔这样中毒之深以至终身无法将它排出体外的，又有几人呢，所以，也许正常的人生对中毒不深的人来说是更重要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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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8月的一天，美国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镇，一位名叫艾碧莲的黑人女帮佣听见她的雇主太太李弗特太太和朋友雯小姐、西丽太太及怀特夫人（她是西丽太太的母亲）在桥牌桌上讨论着一个所谓的“家庭帮佣卫生守则”，内容是要求全镇乃至全州的白人家庭都为各自的黑人帮佣开辟独立卫生间，目的是“预防疾病”，因为“谁都知道黑人携带的病菌和我们不一样”。——这是小说《相助》的开头。

这时距离南北战争和林肯发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已有百年，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那部以南北战争为题材的著名小说《飘》也已经出版并畅销了二十六年，而现实的情形却是，在杰克逊镇乃至整个密西西比州，黑人、穷白人和富裕白人之间的地位差别仍然有如天壤，所谓的“家庭帮佣卫生守则”也不过是众多残存的种族隔离现象之一罢了。

困境常常不是突如其来的，它总有其历史渊源，而身处困境中的人们也并不孤立无援。艾碧莲和明尼这两个各有伤心事的黑人女帮佣，以及刚刚大学毕业、在当时可算“剩女”的白人女孩雯小姐，偶然又必然地，结成了一个想要通过讲述和写作种族隔离真相来改变各自以及密西西比州现状的互助小组织。这当然是需要极大勇气和决心的，面对强势的西丽太太，附和的李弗特太太以及整个保守的杰克逊镇，她们可能遭受人际封锁、失去工作乃至丢掉性命等各种生存威胁，而最可能的情况是，她们发出的声音太过微弱，根本是蜉蝣撼树，对改变现状起不到任何作用，正如艾碧莲所担忧的，“雯小姐问我想不想改变些事情，好像改变杰克逊，改变密西西比，轻巧地就跟换个灯泡似的”。

在今天，当我们读者阅读着以半个世纪前的美国为题材背景的这个故事时，不由得想问，倘若艾碧莲、明尼以及境况与她们类似的黑人们，在当时选择了继续沉默、接受和容忍，那么到今天，会有一个非白人血统的人“斗胆”去竞选美国总统吗？倘若雯小姐以及像她一样爱着自己的黑人保姆，并希望为所有遭受不公正待遇的黑人做点事的白人们，在当时面对来自亲人、朋友的反对及敌意时选择了退缩的话，那么今天的美国人（白种人）会投票给奥巴马吗？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哪怕再微弱的声音，只要是发自内心，关于真相的，都应该被讲出；再小的进步，哪怕一时半会收不到成效，也应该被坚持。事实上，从这三个女人为现实所迫，不得不团结起来为改变现状作努力的那一刻起，她们的人生、她们周围的人以及整个杰克逊镇的情形，都被这种努力所辐射，悄悄地开始了改变。

情节透露只能到这里为止了，很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凯瑟琳·斯多克特在“后记”里引用了一段普利策奖得主豪厄尔•雷恩斯的话：“对于南方作家来说，最为棘手的主题就是描写种族隔离时期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感情。在一个虚伪的社会环境下，很难判断两个人之间流淌的是真挚的情感，是怜悯之情，还是权宜利用。”

那么作为南方人凯瑟琳·斯多克特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呢？她巧妙地运用了多个第一人称视角，同时切入两个黑人女佣和一个白人小姐的内心，疑虑自然迎刃而解，但随之而来的难题是语言的转换，因为三个女主人公属于不同的阶层，不同年龄段，甚至性格各不相同，在视角转换时必然要转换语言系统，原著如何实现这种转换我们不知道，但从译作中不难看出，当叙事随着黑人女佣的视角进行时，语言更加明白晓畅，也更口语化。

种族问题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在美国或者说整个人类的发展史上，为此而发生的战争、流血冲突不在少数，我们不该忘记和忽略的是，那些并不剑拔弩张的抗争，因为一些普通人的努力和坚持，也极大甚至可能更大地推动了历史的进步。正如你在《相助》这部小说里看到的，她们并不伟大，可为着对彼此的爱，为着更好的将来，她们以自己“微弱”的声音和“渺小”的力量，彼此温暖和帮助。

《相助》讲的是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美国的故事，可如果你愿意的话，它也可以是一个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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