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小团圆》的出版和热销，一股张爱玲热潮再次席卷华语文学市场，各种评论文章也一时间充斥着文学刊物和互联网，有的出于知名作家之手，有的来自研究张爱玲的资深专家，更多的来自“张迷”，那些热爱张爱玲及其作品的人。一时间，“张爱玲”、“小团圆”、“胡兰成”等都成为各大搜索引擎上炙手可热的词汇。现在我们已经无法准确计算，这到底是第几轮“张爱玲热”了，也无法预计在未来将还有多少次“张爱玲热”来袭。可以肯定的是，此次《小团圆》的出版之所以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和议论，除了张爱玲文学作品本身的魅力，也有不少人是奔着它的“自传”性质而去的，而张爱玲与胡兰成的那一段情，则更是本书最大的卖点。
【插播广告：本文节选自新书《民国风流》，是初稿，终稿有增改。该书已下厂印刷，即将上市，敬请期待哈～】
如果说一千读者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在一对恋人的眼里、记忆中和笔下，他们过往的恋情也必然会呈现截然不同的两种情形，就像电影《罗生门》所讲的那样，同一件事各人各有自己的理解和表述角度，再加上个人意志也会参与对记忆的篡改，所以张爱玲与胡兰成这段众所周知的感情在两位当事人的“回忆录”里便具有不同的调子和感情色彩，本章中我们先来看看张爱玲在《小团圆》里对这段往事持什么态度，然后再看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又是怎样写张爱玲的，两相比较，大约能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
额外道一句，虽然张爱玲本人和张爱玲文学遗产的执行人宋以朗先生都坚持《小团圆》是一本虚构的小说，但熟悉张爱玲生平的读者都清楚，这部小说里从人物设定到细节描写，都与现实吻合得严丝合缝，所以当作自传来读，也未尝不可。
散文《天才梦》的开头，张爱玲曾这样自道：“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认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事实上，张爱玲的天才并非只是一个梦，她的的确确就是个天才，1920年出生于上海公共租界内一栋清末仿西式住宅中的她，家世显赫非凡，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则是洋务派领袖李鸿章的女儿。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如绝大部分封建大家族的遗少一样，靠着祖上传下来的遗产，不务正业不思进取，缠绵于鸦片榻和花街柳巷，她的母亲黄素琼则思想较为先进，由于无法忍受丈夫纳妾和抽大烟，在张爱玲四岁那年同小姑子也就是张爱玲的姑姑一起到欧洲留学去了，后来还索性离了婚。
自幼既得不到父亲的爱护，又失去母亲的庇佑，张爱玲和弟弟是在后母的监管下长大的，她天生就心思细密敏感，又要看人眼色过活，所以比起一般儿童要早熟得多，性格里也始终有一份悲观和冷淡，说自己“乖僻”倒不是她自谦。张爱玲三岁时已能背诵唐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吟一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就能把他感慨得眼泪直流，到七岁她就能读《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了，同时开始尝试写小说，第一部小说是个家庭悲剧，第二部则讲一个失恋自杀的女郎，和她成年以后的创作差不多是一个路子。
张爱玲十岁这年父母离婚，她母亲在离婚协议上强调前夫必须送两个孩子进学校，接受新式教育。于是到了1931年秋天，11岁的张爱玲终于被送进了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就读。学校比起陈旧、幽暗、逼仄的家庭，当然要自由宽广多了，她在这里获得了一些自信心，写作才华也得到了表现的机会，1932年她在学校校刊了发表了短篇小说处女作《不幸的她》，1933年又发表了第一篇散文《迟暮》。
所以我们说张爱玲是天才，并无任何夸张成分在内。天才与一个普通的聪明人的区别，就在于天才的智慧往往局限于一个或少数领域内，并不会延伸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而且，正因为在某一方面格外出众，其它方面比起旁人也相应地特别落后一些，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并不少。张爱玲也是如此，十几岁几近乎成年时她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这些旁人眼中轻而易举的事，在她却是克服不了的小烦恼，她为此常常自卑，叹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相比起父亲和后母居住的那所古旧阴暗老洋房，张爱玲显然更偏爱母亲和姑姑所租住的小公寓，所以母亲居留国内时她常常跑过去小住，这种不加掩饰的偏爱让她的父亲和后母很是恼火。有一次她又从母亲那里回到家中，后母不由分说就给了她一个耳光，又挑唆着她父亲对她一顿拳打脚踢，父亲对她母亲的背叛早就心怀怨恨，想到连女儿也吃里爬外，因而变得格外狠心，连第二天前来说情的姑姑也受了株连，被打得进了医院。张爱玲被关了监禁，在那几个星期里，她生了严重的痢疾，差点丧命，等到渐渐好起来，可以扶着墙壁行走时，张爱玲终于在保姆何干的协助下逃跑了，逃到了她母亲家里。
离开了仆人环绕的大家庭，张爱玲在生活能力上的缺陷一下子显现出来，“我母亲给我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她教我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着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我的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影响”。美丽又新潮的母亲一直是张爱玲的偶像，有一个时期张爱玲的梦想是：“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显然这个梦想是以她母亲为蓝本的，她一直渴望得到母亲的爱，但从《小团圆》中我们不难看出，母亲对这个相貌平庸、资质蠢笨女儿并不热心，常年自由自在的生活又使她不很适应母亲这个角色，所以，张爱玲从她最崇拜和热爱的母亲那里得到的不是母爱，不是温暖，而是自卑和自厌。
更糟糕的是，自她逃出了张公馆之后，父亲便有了借口不再供给她教育费用，母亲的经济状况也不好，花在她身上的钱，只能是有限的一点，于是母亲给了她两条路自己去选：要么嫁人，用钱打扮自己；要么用钱来读书。张爱玲选择了后者。
逃离了父亲辖制范围的张爱玲，日子其实也并不好过，她依然敏感：“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和块。仰脸向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因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可以想见她心中极度的孤独和无助，并非出于无病呻吟的自怜自伤，而是实实在在自卑和缺乏安全感。
幸好她以远东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英国的伦敦大学，多多少少又找回点自信。看，这就是天才，也许削不好一个苹果，却能在属于她的领域拔得头筹。不过这位天才的运气实在很有些欠缺。1938年因为战事激烈，她无法前往伦敦大学就读，只好在次年，也就是1939年改入香港大学；在香港发奋读了三年书，一人独享港大文科的两个奖学金，本来指望毕业后能再去英国，往牛津大学读博士，谁知碰上珍珠港事变，香港沦陷，学校停办，只能未毕业就和同学炎樱结伴回到上海，与姑姑合住，并开始卖文谋生。
1942年的上海早已是被日军占领的一座“孤岛”，但是它却为张爱玲的横空出世、迅速窜红提供了一块最适宜的土壤。1943年5月、6月，《紫罗兰》杂志连续推出了张爱玲《沉香屑 第一炉香》和《沉香屑 第二炉香》，随后《万象》、《杂志》等刊物上接连刊登了她的《心经》、《倾城之恋》、《琉璃瓦》、《金锁记》等等一系列小说。只用了短短几个月，张爱玲就占据了上海文坛的几大要津，可以说是一夜成名。
除了一枝生花妙笔，张爱玲的身上还有许多吸引眼球的地方，她的出身，她的童年经历，她的特立独行和她的嗜衣成癖等等，都使得这个初出茅庐的女作家得到了女明星般的待遇，报章杂志想追访她，街头巷尾在谈论她，名流富人要结识她，张爱玲在沦陷的上海红透了。
关于张爱玲的嗜衣，她曾在《对照记》里回忆道：“有一个时期在继母统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暗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都像浑身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地憎恶与羞耻。”成名、挣钱后大约是出于补偿心理，她狂热于各种花色、材质的衣裳面料，敢于尝试各种时新甚至惊世骇俗的款式，据说她曾经穿了一条自己设计的裙子去印刷厂看书样，竟引得所有工人停工看她，可见多大胆。为替自己的嗜衣辩护，张爱玲还特意写过一篇《更衣记》，大讲关于衣服的大道理：“文明社会的集团生活里，必要的压抑有许多种，似乎小节上应当放纵些，作为补偿。有这么一种议论，说男性如果对于衣着感到兴趣些，也许他们会安分一些，不至于千方百计争取社会的注意和赞美，为了造就一己的声望，不惜祸国殃民。”话虽然说得有些牵强，不过美丽的衣服倒是真能给她悲凉的心境带来些许亮色。
胡兰成就是在张爱玲最红的时候走进她的世界的。《小团圆》全书翻过一半时，男主角才迟迟登场，胡兰成——《小团圆》里他叫邵之雍——写了一篇表扬张爱玲文章的书评，文笔着实不错，很得张爱玲的好感。后来他到了上海，硬是向编辑要了她的地址，上门来看她。她对他的第一印象是“穿着旧黑大衣，眉眼很英秀，国语说得有点像湖南话。像个职业志士”，张爱玲向来眼光毒辣，一眼就能瞧进人内心最阴暗的地方，她应该是第一眼就看穿他了。
此后胡兰成天天来拜访，两个人在客厅里聊天聊很久，渐渐张爱玲对他动心了，《小团圆》里的一段描写虽然未必是真，但颇能说明当时她的柔情：“她永远看见他的半侧面，背着亮坐在斜对面的沙发椅上，瘦削的面颊，眼窝里略有些憔悴的阴影，弓形的嘴唇，边上有棱。沉默了下来的时候，用手去捻沙发椅扶手上的一根毛呢线头，带着一丝微笑，目光下视，像捧着一满杯的水，小心不泼出来。”对人的面孔和小动作这样留心观察，固然是出于作家的本能，但一个女子这样留心捕捉一个男子的一丝微笑，足可说明她已经爱上他了。
也许读者心中会有疑惑，不是说她一眼就看穿他了吗，那胡兰成究竟哪里值得张爱玲爱呢？不错，他年纪比她大14岁，有妻有妾，还是汪政府官员，说穿了，就是汉奸。这样一个男人，凭什么令一个正值大好年华又在文坛正当红的年轻女作家将身心交付呢？其实，爱情之所以为爱情，就在于它没什么道理可讲，也不是把各种客观条件加减乘除就能推算出来的，往往只是某一瞬的怦然心动，一颗爱的种子就破土发芽了。若等到一切都权衡计算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爱，那就没有古往今来那么多惊心动魄、精彩各异的爱情故事了。张爱玲在《小团圆》里也说：“她崇拜他，为什么不能让他知道？等于走过的时候送一束花，像中世纪欧洲流行的恋爱一样绝望，往往是骑士与主公的夫人之间的，形式化得连主公都不干涉。她一直觉得只有无目的的爱才是真的。”张爱玲写小说一贯是冷静理性的，但在爱上，仍然一副小女人的浪漫心肠。更何况，胡兰成是有魅力的，由他一生从不缺少爱情和艳遇我们便可推知，当时三十多岁的他成熟却不世故，懂得取悦女人，又很有学识，面对着张爱玲，他有誓在必得的信心。
原本是胡兰成主动寻访张爱玲的，一来二去，倒是张爱玲这边先投降了。她连“他走后一烟灰盘的烟蒂”都拣起来，收集在一只旧信封里；她将自己一张极珍贵的照片送他，只因他说喜欢。不过当时张爱玲的爱还没有深到一定的程度，还保留着一份理智，胡兰成结过婚的，况且是汉奸，一旦抗战胜利，他势必要逃亡，所以她也清楚“我们根本没有前途”。而胡兰成大约也并没有离婚的意思，他每个月来一趟上海，约莫住上八天十天的，天天一早到张爱玲的公寓报到，一呆就是一整天，其余的日子他住在南京，那里有他的年轻美貌小妾应英娣，她曾是秦淮河的歌女，跟他在一起时才十五、六岁。
又一次见面，聊天时讲起张爱玲对稿费的斤斤计较，她便告诉他，想多赚点钱，把当年母亲供她读书的钱还了。不想下一次胡兰成从南京到上海时，便拎了一箱子钞票给张爱玲，那是一大笔钱，他出手很大方。张爱玲应该是有些感动的，当年她父亲不肯出学费，母亲也嫌她累赘，都不肯为她花钱，而这个人只听了自己的一句话，就提了一大笔钱来给她。他们因此更亲密了，她有了跟这个人长远下去的念头，给他的信里说：“我还是担心我们将来怎么办。”除掉这一次，张爱玲从未提过要胡兰成离婚。
他们相恋之事渐渐宣扬了出去，胡兰成很乐意让别人知道张爱玲是他的女人，他给朋友的信里炫耀似的宣称自己和张爱玲恋爱了。于是南京的应英娣也知道了，她年轻，又向来受宠，听到消息后怒不可遏，据曾经和胡兰成共事过的张润三回忆，她还跑到上海张爱玲的住处去大闹了一通。不久后，应英娣主动提出了离婚，其实她与胡兰成本来也没有结过婚，他当时还有一房太太全慧文，他给了应英娣一笔钱，两个人就这样分了。在《小团圆》里，他还在两份报纸上并排登了两则离婚启示，即与过去的一妻一妾同时脱离关系，张爱玲看来觉得非常可笑，但他“把报纸向一只镜面乌漆书根矮几上一丢，在沙发椅上坐下来，虽然带笑，脸色很凄楚”，显然他有些怪她，怪她害他离了婚，他这样的人，喜新不厌旧，巴不得都抓在手里才好。
既然胡兰成离了婚，便与张爱玲结婚，但时局混乱，也就没有大操大办，只写了一纸婚书：“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结了婚仍跟没结一样，两个人并不一起生活，张爱玲还是住在她上海的公寓里，“职业志士”胡兰成照例东奔西走。
到了1945年春天时，距离认识张爱玲不过一年有余，胡兰成又在武汉爱上了汉阳医院17岁的小护士周训德，并且写给张爱玲的信中从不避讳这一点。读信的张爱玲无奈，因为她“渐渐感觉到他这方面的精神生活对于他多重要，他是这么个人，有什么办法？如果真爱一个人，能砍掉他一个枝干”？哪个妻子不希望自己的丈夫一心只爱自己呢，只是张爱玲知道中国自古以来的男子，他们的观念里是没有忠贞二字的，胡兰成也是这么一个人，所以即便他当面提起护士小周，她也不打探不吃醋。
这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胡兰成是汉奸，势必要逃难了，他逃到浙江诸暨，隐藏到了已故高中同学的斯颂德家里。即便是在这样东躲西藏、提心吊胆的日子里，胡兰成也没有改掉他风流成性的毛病，不久他就和比她大两岁的范秀美好上了，范秀美是斯颂德生前的小妾，一个年轻寡妇。
对于胡兰成这桩新的风流韵事，起初张爱玲并不知情，她一心以为情敌只有那个护士小周，她感到痛苦极了，觉得自己实在无法忍受，于是巴巴地从上海跑到温州去探视胡兰成，希望他做出选择，到了才发现他又有了新人范秀美，女人的直觉总是很准，“看见一个淡白的静静窥伺的脸，很俊秀，依傍着一个女眷坐在一边，中等身材，朴素的旗袍上穿件深色绒线衫，没烫头发，大概总有三十几岁，但看上去年青得多”，张爱玲一看到这个女人，便什么都明白了，“她不怪他在危难中抓住一切抓得住的，但是在顺境中也已经这样——也许还更甚——这一念根本不能想，只觉得心往下沉，又有点感到滑稽”。可以说，这次的温州之行，张爱玲已经开始死心了，这个男人是永远不会甘心只守着她一个的，而她也并非自己想像的那么大方。当她要他选择时，他竟不肯，还振振有词道：“我待你，天上地下，无有得比较，若选择，不但于你是委屈，亦对不起小周。”
张爱玲在温州逗留了二十余日，临走时她跟胡兰成说：“你到底是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够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回上海后张爱玲就很少与胡兰成通信了，有一次他冒险到上海，在她那里住了一夜，仍然津津乐道小周和范秀美。当晚两个人分房而居，次日临行前，她把当初他给的那些钱悉数奉还了。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1947年6月，张爱玲写了一封分手信给胡兰成：“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长时间考虑的。……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随信她还附上了自己的一笔稿费。
胡兰成想挽回，不仅继续给张爱玲写信，还给她的好朋友炎樱写，但张爱玲只是“像是收到死了的人的信，心里非常难受”，此外并没有给他任何回音。这段“倾城之恋”到此也就走到尽头，而张爱玲是真的从此“萎谢”了，她一生最美、创作才华最盛的时代，也随着恋情的结束而告终了。
通观整部《小团圆》，其实写胡兰成的篇幅并不算多。张爱玲对这段往事的态度是客观冷静的，她不讳言自己曾经很爱过这个男人，甚至爱到不堪，但她不会提及辛酸往事就自怜自伤，更不曾提起旧情人就仍然一往情深的语气。可见她为了他，受伤很深，好起来之后，那些深情就像前世的云烟一样，散得无影无踪了。
那么晚年的胡兰成对于他一生众多女人中的张爱玲，又是什么想法呢？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一开头就写：“我只觉得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那时看在《天地》月刊上看到了张爱玲的小说《封锁》，“我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坐直起来，细细地把它读完一遍又读一遍”，先是文字惊艳，于是写信给苏青去问张爱玲是何人，苏青大约猜到他的意图，只回答是女子。下一期的《天地》到手时，上面又有张爱玲的一篇文章，而且还登了她的一张照片，胡兰成这才确信她真的是女子，有些心存向往了。这段缘起，与张爱玲在《小团圆》里的描述，倒是相符。
不过初次见面，胡兰成笔下便与张爱玲笔下有些出入了。他一到上海就去找苏青，问张爱玲的地址，苏青则如实相告张爱玲是不见人的，但迟疑一下给是把地址写给他了。胡兰成按地址去登门拜访，没有见到，就从门洞里塞了一张纸条进去，留了自己的电话。次日张爱玲就打了电话来，要到胡兰成在上海美丽园的家中拜访。到底第一次见面是在美丽园胡家，还是静安寺路的张爱玲公寓，已经不可考了，在《小团圆》里张爱玲亦提到她对胡兰成的那篇评论她的文章有好感，亲自登门拜访也是可能的。
胡兰成写第一眼见到的张爱玲，“进来客厅里，似乎她的人太大，坐在那里，又幼稚可怜相，待说她是个女学生，又连女学生的成熟亦没有。我甚至怕她生活贫寒，心里想战时文化人原来苦，但她又不能使我当她是个作家”，一句话，就是与他想像中的年轻女作家形象相去甚远，但他仍然是打定要与她发生些什么的，大约这第一次见面两人有些生疏和客气，没什么进展，所以临别送她到弄堂口，两个人肩并肩走着，他突然对她说：“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意思是说两个人在身高上不太和谐，暗示了张爱玲他心里的想法。胡兰成对自己的这句话很满意，“只这一声就把两人说得这样近，张爱玲很诧异，几乎要起反感了，但是真的非常好”。
第二次见面是胡兰成去访张爱玲，“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我不安，那陈设和家具原简单，亦不见得很值钱，但竟是无价的，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断乎是带刺激性”，置换到我们当下的语境中，就是夸张爱玲的公寓装饰得很有小资情调。这是当然的，张爱玲出身不凡，母亲和姑姑都是留过学的新潮女士，她本人又是一个极爱美的人，故而审美情趣与旧式文人胡兰成是大相径庭的，这令他感到新鲜又刺激，而这次见到的张爱玲“穿宝蓝绸袄裤，戴了嫩黄边框的眼镜，越显得脸儿像月亮”，胡兰成有点自卑了，自比娶了孙尚香的刘备，“三国时东京最繁华，刘备到孙夫人房里竟然胆怯，张爱玲房里亦像这样的有兵气”。
但胡兰成仍然时时登门拜访，一坐就坐很久，在他的回忆里，“才去看了她三四回”，张爱玲就爱上了他，她“忽然很烦恼，而且凄凉。女子一爱了人，是会有这种委屈的”，送给他的那张照片背后，写了这样一行字：“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胡兰成大约因为这样被张爱玲爱着而很得意，所以竟将这段话一直牢记着，老了还不忘拿出来展览一番。张爱玲的《小团圆》里也不讳言很快就爱上了胡兰成，并且送了照片给他，但就没有这行字，她的文章里，从来少有这样煽情的字句。
在《今生今世》讲到张爱玲的这一节《民国女子》里，胡兰成张口闭口即是爱玲喜欢什么爱玲不喜欢什么，爱玲从来怎样又从来不怎样，好像他是天底下最懂她的那个人，事实上这常常只是他一厢情愿，他其实不懂张爱玲心里怎么想，或者说，他假装不懂，因此更有理由放荡形骸，如这段：“我已有妻室，她并不在意。再或我有许多女友，乃至挟妓游玩，她亦不会吃醋。她倒是愿意世上的女子都欢喜我。”果真如此吗？对照前面提到的《小团圆》我们知道张爱玲其实不是不在意，她只是慢慢意识到了到处留情是他改不了的本性，因为爱他的缘故，才没有去约束他罢了。
这样的例子并不少，如他引用张爱玲有一次写的信：“我想过，你将来就只是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了。”这句话，任谁都看得出是一句反语了，但胡兰成得出的结论是，张爱玲到底不是个会缠绵悱恻的人。还有如：“我们两人都少曾想到要结婚。但英娣竟与我离异，我们才亦结婚了。”其实，没想过要结婚的只是胡兰成，他家中已有一妻一妾，在上海又有了张爱玲这个女朋友，不结婚对他最省事，坐拥三美，何乐不为？张爱玲其实还是想过将来的，只是胡兰成既不提离婚，她又怎好说自己想结婚呢？张爱玲对人情一向看得通透，别人不给的，她也不强要，连父母之爱都是如此，何况男女之情？不知胡兰成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也可能为洗脱自己的风流和背叛，到晚年出书时索性一股脑都推在张爱玲头上，只说她不介意，显得高山流水，绝尘脱俗。
胡兰成的一本《今生今世》，写张爱玲的篇幅也并不算多，他一生共有过八个女人，露水姻缘还不算在内，张爱玲不过是他人生众多精彩篇章中的一章而已。但讲到张爱玲的这一节里，他略去了他同时与小周、范秀美的恋情，以及最后两个人的分道扬镳，也没有写他们曾经起过冲突，从头到尾只是沉浸在对过去的怀念中，叹息着那时的张爱玲多么艳多么好，张爱玲给他的影响多么大，他们的感情又是多么深！这段其实不堪的往事在胡兰成的笔下成了一场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完美恋情，与张爱玲的冷静、客观、翔实相比，胡兰成对材料的取舍极好地体现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只保留于自己有利的部分，不好的全部就当作是选择性失忆了。写作《民国女子》的胡兰成站在一个胜利者的姿态，从头到尾地把张爱玲夸赞到天上有地下无，像展示一件自己平生最得意的战利品。
值得一提的后话是，大约是在1955年，胡兰成已经到了日本，并与上海流氓大亨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结了婚，他得知张爱玲到了香港，就托人寻访，没有遇到。1957年底，胡兰成收到一张美国寄来的明信片，上面是张爱玲的字迹：“手边若有《战难和亦不易》、《文明与传统》等书（《山河岁月》除外，能否暂借数月作参考？”此外没有多余的话，也没有署名。胡兰成以为张爱玲还是很欣赏自己的才华，又以为旧情可以复燃，当下就按明信片上的地址回了信，寄上书和照片。等到1958年年底《今生今世》上卷出版时，他就又寄了一本给张爱玲，并且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没想到却得到了这样的回音：“兰成：你的信和书都收到了，非常感谢。我不想写信，请你原谅。我因为实在无法找到你的旧著作作参考，所以冒失地向你借，如果使你误会，我是真的觉得抱歉。《今生今世》下卷出版的时候，你若是不感到不快，请寄一本给我。我在这里预先道谢，不另写信了。爱玲”
这是张爱玲最后一次写信给胡兰成，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联系。那些前尘往事，倒像是当初她那篇令他感到惊艳的《封锁》里所写：“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 阅读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