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晫《今世说》无趣得很，他所称道的那些才子啊名士啊大儒啊，今天看来真做作，更像是演员，要一一登台，尽职尽责地演好这些才子、名士、大儒的角色。

《今世说》里关于袁重其载了两则，一则是在卷一的“德行”篇里，“袁重其状貌癯然，能读书识字，好以礼义自维，不苟言笑。与四方贤士大夫交，言而有信。乡里交叹为善人”。关于袁重其的介绍则是：

袁名骏，江南吴县人。三岁而孤，母苦节垂六十年。骏日走四方，乞当世贤士大夫诗文以颂母。每归，庄诵母傍，声出金石。岁葺一卷装褫之，积五十余轴。陈徵君眉公首题其帧，曰《霜哺篇》，海虞钱宗伯亦为作《识字行》一章，其词曰：“母能识节字，儿能识孝字。人生识字只两个，何用三仓四部盈箱笥。”世之人遂无不知有袁孝子者。

白话之，就是说这位袁先生三岁上死了父亲，他母亲将他抚养长大，守寡六十年。袁先生长大后，正经事儿也不干，专跑到那些还活着的有名的士大夫家里去，求人写诗作文表彰他母亲的“贞节”。求到了呢，就在母亲身边大声念。后来这些诗文收集得多了，可以出一部集子了，陈继儒，也就是眉公，给了题个名“霜哺篇”，连钱谦益也为他母子二人写了一段，从此以后，这位袁先生出名了。

那个“霜哺篇”，怎么看怎么像唐僧给孙悟空念的紧箍咒，越听，被箍得越紧，这慈母啊，看儿子兴兴头忙进忙出，心里再苦，也只能含笑听着。但这样给母亲念紧箍咒的，袁重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今世说》的“德行”篇里还记载了一个：

沈临秋为节母求海内诗文，得数百篇，置箧中，遇盗失之。沈号哭道中，七日不去。时佘山寺老僧晨起，见供桌有一卷书，封识甚密，署曰：“烦上人亲致沈孝子。”沈遂得之。

由此可见，当时为自己守节的母亲征集诗文以流芳，还真是一个潮流。若不是《今世说》和《清稗类钞》对这两位孝子行径的记载，“袁重其”和“沈临秋”的名字哪里能流传到今天，哦，沈临秋可能好点，他是进士，也许参与了修编什么古籍。

《今世说》的“尤悔”篇里再次提到袁重其时，又跟他母亲有关，“袁重其将出游，母为脱轻容衣浣澣，更衽以衣子。袁衷之，裼以褒衣，久之脆。时就客饮，有镊工为之按摩，误为所裂。初不觉，归寝解外服，露母前所改衣，褵褷不可卸。大惊，捧衣长号，悔痛终身不能释”。

一不小心穿坏了母亲给自己缝的衣服，“大惊”，“捧衣长号”，“悔痛终身”，这都不难理解。但他如果不对人讲，这“惊”啊“号”啊“悔痛”啊，别人哪里知道呢，又怎么会被王晫写进《今世说》呢？

如果说别的士大夫演的是才子、名士和大儒的角色，《今世说》里袁其重以区区一龙套，演活了“孝子”！袁其重的母亲，年纪轻轻做了寡妇，好不容易把儿子拉扯大了，成天听他在耳边念紧箍咒不说，还被他拿来做成名的炮灰，用时下最流行的三个字来概括，只能是，杯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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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宋荦，《筠廊二笔》里一则提到“顺治朝平凉府修城，掘地得石碣。一刻唐张说《钱本草》，樊厚书，书类《圣教序》。一刻皮日休《座中铭》，书类颜鲁公《多宝帖》。”

张说是唐朝有名的大宰相，且看《钱本草》怎么说：

钱，味甘，大热有毒，偏能驻颜，彩泽流润。善疗饥寒困厄之患，立验。能利邦国，恶贤达，畏清廉。贪婪者服之以均平为良，如不均平则冷热相激，令人霍乱。其药采无时，采至非理则味臭，及既流行，能役神灵通鬼气。如积而不散，则有水火盗贼之灾生；如散而不积，则有饥寒困厄之患至。一积一散谓之道，不以为珍谓之德，取与合宜谓之义，使无非分谓之礼，博施济众谓之仁，出不失期谓之信，入不妨己谓之智。以此七术精铢，方可久而服之，令人长寿。若服之非理，则溺志伤神，切须忌之。

      观点都是陈腔滥调了，写法挺有意思，可以跟《红楼梦》里王道士的“疗妒汤”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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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家很难抗拒写自传体小说的诱惑，就像农民对着一块荒芜的沃土，无法抗拒开垦它的诱惑一样。

小说家无法避免书写自己故乡的命运，就像一株向日葵不能改变自己始终朝向太阳的命运一样。

小说家不能不写成长，尤其是刚刚历经了伤筋动骨的成长还心有余悸的小说家，岁月还没有滤尽生长的痛楚，时光也还没来得及美化童年和少年生活中的尴尬、孤寂，甚至残忍，面对着自己蜕下的那层皮，不再年轻又不算成熟的人们心情复杂，既厌恶又留恋，既伤感又快活，似乎不消过多地渲染和裁减，只需匆匆记下那个蜕变的过程，便可成为一部独特、迷人的作品。

托马斯·沃尔夫，接受了这种来自题材的诱惑，也顺应了一个小说家回望故乡的命运，在他不再年轻张狂却也算不上世故成熟的时候，写出了《天使望故乡》，一部关于成长关于家庭关于故乡的自传体小说，在他29岁那年出版。很偶然又很必然地，整整80年后，这部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品，许是版权期限已过的缘故，竟在中国，在两个月内，由三家不同的出版社出了三个译本，然后，那些装订整齐、散发墨香的印刷品像一朵朵开放的繁华，其芳香经由不同的路线向着各个方向弥漫而去，这其中的一本，一缕诞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芬芳，与即将跨进29岁的我狭路相逢了，没有早一点，也没有晚一点。

通常一部小说的好坏或者说对不对胃口，看开头就能猜个十之八九，“天意引领一位英国男人来到一位荷兰女人身边，这够奇特的了；然而，从埃普瑟姆到宾夕法尼亚洲，又循着公鸡那伴着日出的高亢打鸣声及天使那柔和而坚毅的微笑进入环绕着阿尔塔蒙特的山区，这样的命运安排则起于一种阴郁的奇特机遇，这机遇在一片灰尘扑扑的地带产生出新的奇迹”，这个开头告诉我，这将是一部既现实又现代，既会调动我的情绪又会引领我思考的小说，它的语言质地绵软但不会絮淡，汁液饱满但有收束力，我可以放心地把思绪和注意力交给它，让它的文字像清水似地淌过我的眼睛，充溢我的胸间。

我该怎么描述阅读这部小说的全部体验？惊叹，会心，赞赏，感伤，心痛，伤心，决绝，忧郁？这些远远不够，尽管托马斯·沃尔夫曾是一个身材高大、生长在20世纪初期美国一个山区的男孩，而我，我是纯正的中华汉族血统，20世纪末生活在中国的平原地带，而且，身高只有他的四分之三，还是女孩，但在他笔下的小尤金身上，我仿佛重温了所有成长时期的欣喜、厌倦、热望和痛恨，我对故乡那种既要离去而后快却又眷恋不舍的徘徊刹那复活，我对亲人身上无法视而不见的残忍和市侩既痛恨又不能的矛盾被他一语道破，我被他时而如潺潺溪水时而如滚滚大江的文字挟裹而下，流下了多年来阅读小说不曾流过的眼泪。

我需要的就是这样一本关于成长的小说，它既有普鲁斯特式的敏感、绵密，也乔伊斯式的真实、深刻，还有海明威式的力量和蛮性，它调动全身感觉系统的记忆，铺排了往事的声音、气味、颜色、口感和力度，还挖出了一条意识之流。托马斯·沃尔夫对成长中的每一缕思绪，每一个念头都描写得如此完备，成长那破土而出的痛楚似乎重临我的身体和感官，童年和少年的往事被从阴暗的角落调出，历历在目。

对于一个刚刚经历了青春的人来说，自传体的成长小说并不难写，具备一定的感染力也不难，然而，年轻人出手创造的文学作品，要具备一定的厚重品质，不会读了令人嘴里发絮，对作者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我们毋宁说，读一个人年轻时创作的作品，最容易了解他究竟是天才还是常人。国内的青春文学作者队伍庞大，产量也很高，写成长的疼痛的也有，然而那种直面现实的勇气，那种挖掘根源的深度，那种俯瞰大地的宽广视野，甚至那种写作的力度，一概缺乏，我们所能读到的是，一切都在围绕着主人公打转，有感觉，有感伤，但无思考。托马斯·沃尔夫不愿自己被称为“垮掉的一代”，但我们中国的很多年轻作家，却可称得上是“软掉的一代”。

在《天使望故乡》的结尾，“他赤裸裸、孤单单地站在黑暗中，远离往昔世界的街道和面孔；他站立在他灵魂的围堤上，面对着他自己不复拥有的疆土；他听到自己内心中失去了的海洋隐约地响起了涛声，内心深处的猎人吹响了号角。最后的旅程，最长、最美的旅程。”如我一般，站在成长的终点上眺望即将到来的远行的人，不能不为这诗一般的语言所感动，不能不为我们“脱离母体的禁锢后”，“又进入到这个不可言说又不可沟通的人生牢笼”而感到悲凉、无奈。

成长有多少新奇的美，就有多少撕裂的痛；离去有多么辽阔的自由，就有多么无边的孤寂。少年白头啊，托马斯·沃尔夫是真正的“慧极必伤”，结局他早已预言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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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昨天下午看了龙应台在香港大学做新书首发会的视频，是一位很好的豆友传给我的。奇怪，我一直对女性作家和学者更为关注，但从来没有读过龙应台的书，可能与一个人的作品相遇也需要一个契机。龙应台的讲话里有一点很触动我，在我还小的时候，就暗暗想过将来要写一篇关于我奶奶的小说，她的身世一直是个谜，据说是土改的时候从外地逃到我们那的。我有把握我细细问的话，奶奶一定会讲给我听。不过几年前我就永远失去这个机会了。其实不是写进了书里的才叫历史，有时候历史的细节就在身边。

2、昨晚睡觉前看了六十多页的《天使望故乡》。关灯后一直睡不着，听得清清楚楚外面北风呼啸，但室内空气凝滞，暖和的被窝捂得我发潮、出汗，脑子里一直在回想那个精力旺盛、粗野蛮横又感情丰富的“甘特先生”，迷人的小说噢。

摘一小段：“甘特知道此刻她的悲伤不是为他或她自己，甚至也不是为那个突遭没有理性的命运施以瘟疫的儿子。她悲伤是因为她那苏格兰人特有的洞察力猛然照亮了内心，使她平生第一次清晰而不带掩饰地来看待‘必然性’那不可抗拒的趋势，因而她为所有已故的、活着的或将要出生的人感到悲哀，这些人用祈祷来煽起无济于事的圣坛之火，满怀希望去乞求无动于衷的神灵，还对着遥远的永恒世界抛射出载着他们信念的小小火箭，祈望在世间这片旋转不停又惨遭遗忘的渣土上获得荣耀、指引和解放。噢，迷茫啊。”

您能想像这是一个二十九岁年轻人的处女作中的句子吗？我们中国人讲“慧极必伤”，似乎有道理啊！读完再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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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荦在《筠廊偶笔》中写的袁箨庵令人喷饭：

袁箨庵以《西楼传奇》得盛名，与人谈及辄有喜色。一日出饮归，月下肩舆过一大姓门，其家方燕客，演《霸王夜宴》。舆人云：“如此良夜，何不唱‘绣户传娇语’，乃演《千金记》耶？”箨庵狂喜几堕舆。

虽说文人的通病是“文章都是自己的好”，但一个舆人夸了一句就“狂喜几堕舆”，这是何等的得意而又不加掩饰！

同一件事，龚炜的《巢林笔谈》里就写得比较寡淡了：

袁箨庵尝于月夜肩舆过街，适有演剧者，金鼓喧震，一舆夫自语云：“如此良夜，何不唱套楚江情觉得清趣耶？”袁即命停舆，从者莫解其故，袁出舆，向舆夫拜手曰：“知己。”盖《西楼记》，袁得意笔也。 

虽然没有狂喜至“几堕舆”，但“即命停舆”、“拜手”称知己，可见他真是极爱听好话。

袁箨庵的这则故事，用我们时下的话来说，就叫“真性情”。关于他的“真性情”，尤侗的《艮斋杂记》也记了一则：

箨庵官知府时，终日以围棋度曲自娱。长官讽言曰：“闻君署中终日只闻棋声，笛声，曲声，是否?”袁曰：“然。闻明公署中终日亦有三声。”长官问何声。袁曰：“是算盘声，天秤声，板子声耳。”长官大恚，遂劾之落职。

这一则就叫人拍案叫绝了！不仅答得针锋相对，而且直言不讳，胆子大得很！向来遭贪官弹劾罢免的，在我们看来，都是为民请命的清官，但袁箨庵只是一介才子，既不懂官场逢迎之道，也无心经营前程，兴趣只在围棋和写曲上，这也就难怪他会对自己的《西楼记》得意若此了！

不过，古代学子的出路向来只在官场，曲子写得再好再尽人皆知，终究是雕虫小技、旁门左道，不能光耀门楣，也当不了饭吃。袁箨庵还有一副很有名的对子，就是写在被罢官之后，仍然诙谐调侃，但隐隐中也郁闷不满：

佛言不可说，不可说

子曰如之何，如之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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