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年关，各档电视节目贺年时总不忘提及饺子。正月吃饺子的传统由来已久，明人刘若愚《酌中志》记载当时过年的情形：“正月初一⋯⋯饮椒柏酒，吃水点心，即扁食也。或暗包银钱一二于内，得之者以卜一年之吉。”“扁食”就是水饺，明朝已有过年吃水饺的习俗。近人徐珂所撰的《清稗类钞》里也有关于水饺的记录：“其在正月，则元日至五日为破五，旧例食水饺五日，曰煮饽饽。然有三日、二日或间日一食者，亦即以之飨客。”饺子从初一吃到初五不说，还用来待客，也就是说在自家吃了饺子，走亲戚串门还接着得吃饺子 。

不过刘若愚与徐珂所记都是北方传统，在南方，据我所知，无论除夕一家团圆还是正月里待客，都没有让饺子上桌唱主角的。

南朝的宗懔是河南人，梁元帝时在荆州为官，他撰写了一部《荆楚岁时记》， 记载南朝时期荆楚地区一年中各个重大节令的来历、风俗等资料，开篇就讲到楚人过大年，正月初一“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这个传统保留至今，守岁到深夜的人们不等天光放明就起床，鞭炮爆竹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空气中是浓到凝滞的硝烟味。可惜这部文献没有更多关于饮食的记载，只提到这天要“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咬牙饧。下五辛盘。进敷于散，服却鬼丸”，是一些趋吉避凶的民间方子，与吃食无涉。

说来惭愧，从读大学离开家乡至今十余年，平日很少回家，但每逢过年就如倦鸟返林，千山万水也要赶回去，所以我从未见识过外地的春节，要是被问到其他地方的人怎么过年除夕又吃些什么，最多只能照书上得来的片鳞半爪揣度一下，毫无感性认识。我所熟悉的年味，只弥漫在故乡荆楚平原上。

在我很小的时候，家乡人备办年货是从熬麦芽糖开始的。熬糖工序多费时长，不是家家都办得来，通常几户人家通力合作。我爷爷是熬糖的好手，每年到了腊月，厨房的炉火就烧得通红昼夜不熄，家里暖烘烘的，冲进鼻子的都是麦芽的甜香。熬到一定时候，糖水可以舀起来喝，那种浓得化不开得香甜自我成年后就再也没有尝到过了，但是总喝不多，因为甜到令人想睡，而且嘴巴会被粘住。糖水熬成糖稀时盛出一部分，倾入大量的炒米，趁热搅拌均匀，搓成胳膊粗细的圆条，然后快刀嚓嚓嚓地切成一厘米厚的块状，这就是春节期间最主要的甜食——麻叶。锅里剩下的糖稀继续熬，直到凝结，然后出锅，趁热拉糖，拉糖是体力活，双手不间断地推拉才能把褐色的糖块拉成乳白的麦芽糖。拉糖总是由壮汉赤膊上阵，即使屋外飞雪连天，拉糖的人也是全身冒着热气的。

男人们熬糖拉糖时，女人们忙于腌鱼腌肉。从前的规矩是初一到初七商家停市，所以节前采买年货总是以几十斤论，无论猪鸭鱼肉，该杀的杀了，收拾干净，细细地抹上一层盐，堆放整齐，上面压上一块大石头，几天之后取出来，串上铁钩，晒在太阳下。所以每到腊月，不管家里多么贫寒，门前的晾干上总是会挂着一些腌制鱼肉的。

到了大年三十，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主妇早早起床，要演奏一出全年最恢宏的锅碗瓢盆交响曲了，主题是“蒸”。蒸菜用的是粉是大米磨成的，以磨到沙子粗细有颗粒感为最佳。白菜茼蒿切碎，藕和土豆切块，鱼切大块浇料酒，肉切厚片，排骨剁成寸段，分别裹上厚厚一层米粉，再调入适量盐，装盘。锅里烧开水，上蒸笼，蒸笼格子里放着这些涂脂抹粉好的蔬菜鱼肉。火越烧越旺，锅里的水咕隆咕隆唱着欢快的歌，蒸笼上渐渐有热气溢出，厨房里香气氤氲。主妇再另起锅灶，炒上几个拿手好菜，有荤有素，一切就绪时，蒸笼里的主角一个个出锅，就如“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的杨妃，粉雕玉琢香气扑鼻，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上桌，一家人合乐融融吃年饭。蒸过的蔬菜清甜软糯，鱼肉入口即化鲜而不腻，令人停不下著。

年饭吃过，主妇们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开卤。卤菜主要是用于正月里待客，所以年三十定要卤好。卤菜要用大锅大灶，卤汁烧好，依次投入准备妥当的鸡、鸭、猪肉、牛肉、香肠、猪肚、猪舌、牛尾、煮好的鸡蛋、藕、海带、千张等等，总之是先荤后素，火候以保持卤汁微开的大小为上。年三十的下午到晚上，整条街都为浓浓的卤香所笼罩，令人油然而生富足的幸福感。

到了初一早上，天光未放明，前后左右的鞭炮便一窝蜂地炸开了，不绝于耳，懒觉无论如何是睡不成了，于是在父母的催促下起床，穿上新衣服出门拜年。主人喜气洋洋地端上热气腾腾的茶，堆成小山的麻叶，通常一块甜滋滋、咬起来咯嘣咯嘣的麻叶还未落肚，主妇已经切好了各色卤菜，虽然内容大同小异，仍可尝出谁家今年放多了盐，哪家的肉比较新鲜。再坐几分钟，刚出锅的热菜也来了，咸肉炒泥蒿，泥蒿是新上市的，碧绿清嫩，与咸肉同炒，一鲜一嫩相得益彰；酸辣菜薹，菜薹是从地里新割的，还带着晨间田里的雾气，炒出来汁多味美⋯⋯

这时候要是瞟到电视节目又在说饺子，不免要纳闷：这么多山珍河鲜，他们干嘛就跟饺子过不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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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门里家居》2、3月合刊，有删改。

下面这张图是年三十那天拍的，我们叫“谈年饭”，菜还没上齐，正经都是十二个菜以上，蒸菜占一半以上。盖上的是甲鱼火锅，我特爱里面的香菇。

再下面这张是初四中午拍的，就我一人吃饭，跟我妈说想吃素点的，就炒了点青豆，泥蒿炒个肉，切了盘素卤菜。青豆甜津津的，又嫩，老好吃了。泥蒿正当令，我回杭州时带了一把，热锅爆炒几下下，扔几片香肠带出点咸香，几乎不用搁盐，好吃死了。

给大伙拜个晚年！

要为萧红的一生找几个关键词的话，“穷”是跑不掉的一个。

写于1935年的散文《过夜》后来收入到《桥》里，回忆她初从家里逃出，流落于哈尔滨街头的一个夜晚。寒风飒飒中萧红投奔亲戚朋友不成，“只好背转来走去。脚在下面感到有针在刺着似的痛楚。我是怎样的去羡慕那些临街的我所经过的楼房，对着每个窗子我起着愤恨。那里面一定是温暖和快乐，并且那里面一定设置着很好的眠床。一想到眠床，我就想到了我家乡那边的马房，站在马房里面不也很安逸吗！甚至于我想到了狗睡觉的地方，那一定有茅草，坐在茅草上面可以使我的脚温暖”。一个老太婆收留了她，目的却是诱她去操皮肉生意，萧红自然要走，结果被讹去了一件单衫和一双套鞋，“这次我是用夏季里穿的通孔的鞋子去接触着雪地”。

萧红是倔强的。这样的境况下，她拒绝对父亲和家庭妥协，《初冬》一文同样写于1935年，收入《桥》中，记述的是她在流浪中遇见了堂弟，他请她喝咖啡，劝她回家去，她说“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愿意受和我站在两极端的父亲的豢养……”堂弟问她是否需要钱的时候，虽然贫寒交迫，她却答“不要”。这次相遇是她流浪中的一抹暖色，几年后仍不能忘记堂弟当时的好意，在文章结尾写道：“弟弟留给我的是深黑色的眼睛，这在我散漫与孤独的流荡人的心板上，怎能不微温了一个时刻？”

萧红最穷的时候，应该是被困哈尔滨东兴顺旅馆和之后生产的那段日子。当时她身怀六甲，未婚夫不知去向，欠下旅馆一笔巨额食宿费，萧红被扣押在旅馆中，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幸亏偶然认识了萧军，加上松花江决堤洪水泛滥，这才逃了出来。逃出旅馆后不久萧红临盆，萧军告贷无门，当无可当，用蛮横和强力迫使医院收下了这名产妇。孩子送了人，萧军拼着进牢房的危险，在交不出住院费的情况下终于接了萧红出院。

这一段经历，1933年萧红写成了非虚构小说《弃儿》，用“悄吟”这个笔名发表。写到被困东兴顺，洪水泛滥成灾时，她看到一只落水的小猪在挣扎，似是自况：“水的稀薄的气味在空中流荡，沉静的黄昏在空中流荡，不知谁家的小猪被丢在这里，在水中哭喊着绝望的来往的尖叫。水在它的身边一个连环跟着一个连环地转，猪被围在水的连环里，就如一头苍蝇或是一头蚊虫被绕入蜘蛛的网丝似的，越挣扎，越感觉网丝是无边际的大。小猪横卧在板排上，它只当遇了救，安静的，眼睛在放希望的光。猪眼睛流出希望的光和人们想吃猪肉的希望绞结在一起，形成了一条不可知的绳。”这已经是一篇有头有尾的小寓言。

关于那个被弃的女婴，萧红写着：“秋天的夜在寂寞地流，每个房间泻着雪白的月光，墙壁这边的地板上倒着妈妈的身体。那边的孩子在哭着妈妈，只隔一道墙壁，母子之情就永久相隔了。”萧红心中大概从来没有忘记这个没吃过母亲一口乳汁的女儿，临死还提起她。

散文集《商市街》记载的是萧红出院之后与萧军在哈尔滨共同生活的经历，他们先是住在欧罗巴旅馆，后来搬进了商市街萧军做家庭教师的人家里。这部散文集大部分的文章都围绕着饥饿、寒冷、贫穷、借钱、求职等主题在写，那是萧红那段时期生活的主旋律。其中一篇标题直接叫《饿》，饿到几乎去偷人家门上挂的列巴圈，饿到写信给原来中学的图画老师借钱；还有一篇《飞雪》是写冷，“在屋里，只要火炉生着火，我就站在炉边，或者更冷的时候，我还能坐到铁炉板上去把自己煎一煎。若没有木柈，我就披着被坐在床上，一天不离床，一夜不离床”。东北的冬天，木柈就像粮食，一刻都离不了吧？为了包子和木柈，萧红走进当铺，用一件新棉袄换来一块钱，“路旁遇见一个老叫化子，又停下来给他一个大铜板，我想我有饭吃，他也是应该吃啊！然而没有多给，只给一个大铜板，那些我自己还要用呢”!（《当铺》）

这就是萧红，自己朝不保夕，也不能不给路边的叫化子一个铜板。类似的事情后来在武汉也发生过。1938年武汉被围，端木只身入蜀，怀孕的萧红滞留在汉，朋友设法给她留了五块钱傍身，可是她豪爽地请大家吃冰，连找回的零头都送给了冰店的服务员。后来她在香港病重入院，靠的也是朋友接济，临终将《呼兰河传》的版权送给了陪护自己44天的骆宾基。

长久以来，萧红被塑造成一个命运悲惨但思想进步的女作家，反抗家庭揭露黑暗。可能正因为这样单一的斗争形象，萧红的作品和本身虽历来不乏学者研究，在读者市场却越来越边缘化了。事实上，她是一个性格多么可爱的女人，她的行文又是何等轻盈跃动，非如此，写不出《呼兰河传》。

要写尽萧红的“穷”，非得写完她半生不可，因为从她离家开始就不曾有过充裕的生活。贫穷是最能考验人性的，饥饿和寒冷交迫之下，底线都可以突破，可是萧红穷而不酸，没有妥协，没有因此愤世嫉俗，更没有堕落，凭此一点，说她软弱时大概是要三思的！

还有一个借钱的细节。应该是在1935年吧，反正是萧红跟萧军刚到上海不久，文章卖不出去，衣食都成问题。两人走投无路之际决定向素未谋面但保持着通信的鲁迅借钱，鲁迅约他们在咖啡馆见面，不仅用信封包了他们要的二十块钱，而且还准备一笔零钱，给他们搭车回去。这是两人第一次见到鲁迅。

1942年1月22日萧红去世后，“24日萧红遗体在跑马地背后日本人葬场火葬。25日将近黄昏葬于浅水湾，地近丽都花园海边”。（骆宾基《萧红小传》）

骆宾基后来曾经写文章提到，萧红的遗愿是葬在上海，鲁迅墓旁。不过兵荒马乱的年月，要达成她这一愿望，实在不容易。

浅水湾风景虽美，萧红却是寂寞的。1948年聂绀弩不忘昔日好友，前往凭吊，写下了《浣溪沙·扫萧红墓》：“浅水湾头浪未平，秃柯树上鸟嘤鸣，海涯时有缕云生。欲织繁花为锦绣，已伤冻雨过清明，琴台曲老不堪听。”文辞哀切。

1956年底，香港一位名叫陈凡的先生写了一篇诗文给《人民日报》副刊，谈到萧红墓地的情形，呼吁保护，其诗如下：

年年海畔看春浓，每过孤坟息旅筇。

黑水白山乡梦渺，独柯芳草旧情空。

沧波不送归帆去，慧骨长堪积垢封？

生死场成安乐地，岂应无隙住萧红！

他文中还说：“女作家萧红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病逝香港，在兵荒马乱之中，被人草草埋葬在浅水湾头。那地方面临大海，种满了红影树，浓春红花霰发，如火如荼，绿叶浓荫，可说是一条‘花巷’。我每次到浅水湾去，总要到萧红墓那里去看看。那里自然环境虽不坏，但因当时草草埋葬，既无石碑，又乏冢阜，只有一个用水泥围筑的圆圈。过往行人，恐怕根本不知道这里长眠着我国的著名女作家。”

由于这位陈凡先生的倡议，也由于1957年浅水湾改建，萧红的墓地将遭破坏，中国作协决定将萧红墓迁往广州，葬在银河公墓。

1957年8月3日，参与墓地挖掘的作家叶灵凤当日写成一篇《萧红墓发掘始末记》，刊于《文汇报》，后收入《香港文学散步》一书中，该书没有内地版，以下引文来自网络：“泥土被拨开以后，就出现了一具直径约七八英寸的圆形黑釉瓦罐，盖子的一部分已被适才的那一锄打碎了。我们赶紧将瓦罐捧到空旷的地方，由一位熟悉墓地工作人员先取出盖子的碎片，又剔除了堕下的泥土，再将骨灰一部分取出来加以清理，我见到其中有一小块似是未燃化的牙床骨，又有一小块像是布灰。然后再小心放回去，并将盖子的碎片拼凑完整。”

从香港到广州，算不上落叶归根，萧红离她的故土，总算是近了一步。

60年代中，从北大荒返京的聂绀弩再次南下广州凭吊旧友，写下了《萧红墓上六首》。其中一首云：“千里故人聂绀弩，南来微雨吊萧红。遗容不似坟疑错，碑字大书墨尚浓。生死场慓起时懦，英雄树挺有君风。西京旧形翩翩在，侧帽单衫鬓小蓬。”真情流露，感人泪下。

不过，起初葬于浅水湾，后来迁葬于广州银河公墓的，竟然只是萧红一半的骨灰。出版于1987年的《香港文纵——内地作家南来及其文化活动》一书，其中有一篇卢玮銮的《十里山花寂寞红——萧红在香港》写道：“一直以为1957年她的骨灰迁葬广州，总算在祖国土地上落叶归根，但又怎料，那只是一半的骨灰而已，还有一半竟仍散落在香江。我说‘散落’，是一个悲观的估计，因为端木蕻良先生说当年他把一半萧红骨灰，偷偷埋在圣士提反女校校园小坡上，他还要我为他找找看。那个倚在屋兰土里旁的小校园，多年前是我天天路过的，园里小坡上，树影婆娑，也没人走动，静悄悄的恐怕比萧红的‘后花园’更岑寂，我从没想过那儿的朝东北坡上，竟也悄悄的埋着一个可怜女人的一半骨灰。几年前，园里大翻上一次，大概在修围墙，和修了一条沿坡小径。我不知道那一次翻土，会不会惊动了那坎坷的灵魂，怕只怕修筑的人发现那一尺高的好看花瓶，就会扔掉瓶中灰，当成古董卖。又或者那瓶子早已碎于锄下，骨灰已和泥土混合，永回不了呼兰河畔。我接到这份委托，实在感到为难。回到香港，几次站在圣士提反校园外，满心凄怆。我在想办法，但能不能找到这一半骨灰，那就得看天意了。”

也许端木蕻良是为了达成萧红的遗愿，所以瞒着骆宾基偷偷藏起了一半骨灰，希望有朝一日能带回上海，葬到鲁迅墓旁罢。谁能想到呢，从成年起就漂泊不定的女作家，死后竟然还在继续漂泊着。 

萧红出生于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革命前夕。距今整整一个世纪。

作于1936年12月12日的散文《永久的憧憬和追求》，萧红在开头写道：“一九一一年，在一个小县城里边，我生在一个小地主的家里。那县城差不多就是中国的最东最北部——黑龙江省——所以一年之中，倒有四个月飘着白雪。”

但是具体出生于1911年的哪月哪日，萧红没有提及。曾经与萧红共同生活过五、六年的萧军说萧红出生于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那天，后来又补充说是辛亥年端午、公历1911年6月2日。可是万年历显示，辛亥年端午应为公历6月1日。这就自相矛盾了。

而据与萧红有三年多婚姻的端木蕻良说，萧红的生日的确是在端午节，因当时人迷信这个日子不吉利，所以将她的生日推后三天，说成是农历五月初八。

较早从事萧红研究的学者铁峰曾就萧红的出生日期问题与萧军讨论，据说二萧在一起的几年间，萧红从来没有过过生日，所以萧红是否出生于端午节，萧军也不完全肯定。铁峰通过考证，提出了萧红出生于农历五月初六、公历6月2日的观点。不过铁峰的考证并不严密，来源也不甚可靠，而且他关于萧红的一些研究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所以这个说法也不可信。

因屡屡的忤逆和叛逃，萧红于1931年被父亲逐出家庭，张家家谱上没有任何关于她的记载。这也是萧红出生日期成谜的一个原因。

在资料缺失的情况下，近来为萧红作传的学者要么回避她具体的出生日期，要么倾向于端午节这个说法。

骆宾基的《萧红小传》应该是关于萧红最后时光的最详尽可信的资料，里面记载萧红的逝世时间是“1月22日上午11时许”，时为1942年，也就是69年前的今天。

最近读《万历野获编》，对明史不熟，有如坠云雾的感觉。遂做点笔记，八卦八卦，理个头绪。

武宗一死，朱厚骢集成大统，立刻摆起了皇帝的架子，抵京之初，“辅臣杨廷和等请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以待劝进，上不许，辅臣辈不得已，乃以慈寿皇太后令旨，内外臣民即于行殿上行三劝进礼”。

《万历野获编》卷一中说武宗“宠优伶”，大概是搞同性恋，没有儿子，遗诏说：“皇考孝宗亲弟兴献王长子，聪明仁孝，伦序当立，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所以朱厚骢即世宗的父亲是兴献王。

世宗继位不久，他母亲章圣太后也来京了，这时候她还只是兴王妃，“礼部具仪从崇文门进东华门，上不允，命再议；由正阳左门进大明东门，上又不从，令再议；而诸臣又执前说，上乃亲定其仪，从正阳中门直入，以至他门及大内皆然。此旨既下，大臣等不敢复违，乃礼部具奉迎圣母凤轿仪仗，请用王妃礼如故事，中旨批出，竟命治母后驾仪以往”。可见朱厚骢在这件事上很执拗，虽然他当时才十四五岁，可能身边有人出点子。

为母亲争取到了太后待遇，朱厚骢也没忘记他死去的父亲兴献王。“世宗登机后，张、桂议更兴献王尊号，是时附和者尚少，且兴献王亦已安祀于观德殿矣”。这时候一个闪闪发光的人物出现了，“嘉靖元年九月，听选监生何渊继璁上言，力请进考兴献王，且加帝号，立世室于京师，不宜远在安陆”，朱厚骢听了当然有正合吾意之感，于是 “命会议，无一人应者”，皇帝继位不久，还挺势单力薄。可怜的何渊惹了众怒，于是满朝文武一商量，把他选了个陕西平凉县主簿，远远地打发走了，并且“屡为上官笞挞”，没少挨揍。何渊在外地挨了几年，“自诉乞改京职，乃拜光禄珍馐署丞”，自己申请调回京城了。这个时候他原先的建议早已被皇帝实施了，“献皇帝称考久矣”。何渊不死心，又上疏，“请立世室，祀献考于太庙”，再一次击中了皇帝的心脏。皇帝又“下礼部议”，大臣们当然不同意了，于是展开了拉锯战，一方是皇帝坚持要把自己父亲请进太庙，一方是群臣坚持认为这于礼法不合。朱厚骢实在很执拗，“命内臣传示，必欲祔庙而后已”，也就是说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席书是尚书，眼见双方谈不拢，于是“上密疏劝止，乃令止议世室”，相当于是双方各退一步。

何渊于是“复上祢庙正议”，“上亦下之礼部，礼臣乃会议立庙京师，别为祭享，亦无不可，且引汉宋故事为证。上亲定其名为世庙，名于太庙左右择日兴工”。何渊的几道疏，害得礼部上下忙乱不止，又要在京城大兴土木，自然就召来了不满，参与这次讨论的几位大臣“皆疏乞速正何渊缪议之罪”，你特么又不懂，瞎搅和神马！但是何渊得圣心啊，没有被弹劾，“止报闻而已”。

皇帝执拗，何渊得寸进尺，一点脸皮都不要，庙一建好，“又疏以新庙神路迂远，宜开别路，与太庙同门”。皇帝又听了，大臣们又群起反对，“谓改别路，当坏垣伐木，震惊宗庙”。最后的结果是“上乃命拆神宫监对房通路”。至此，举朝上下大概没人不讨厌这个贪得无厌的何渊了。

这还不算，何渊进而上疏，把自己前后的几道疏以及关于世庙的群臣进疏都编进《大礼集议》的续编里，不用说，皇帝又答应了，“命张、桂诸人谓为纂修官”。这事不知道是延宕了还是没办成，反正何渊自己修了一部《大礼续奏》，“并疏己倡议立庙之功数千万言”。

经过这些事，何渊的官是升了的，先是上林右监丞，到了《明伦大典》修丞，又升太仆寺丞。不过他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又上疏谓大典中寿安皇太后，今进谓太皇太后矣，请改在昔之误称，庶为全礼”。这次连皇帝也开始讨厌他了，“云毋得再扰”。何渊还不醒事，到了嘉靖八年，“上言璁等没其太庙世室之说，私汇其疏为五卷进之，且讦璁引汉哀别庙之缪，上怒甚，谪为湖广永州卫经历”。璁是张璁，当初兴献王进考，张璁引用汉哀帝的例子，说世宗是继统不继嗣，深得圣心。何渊最初上的那道疏，就是附和张璁的。现在何渊又说张璁例子引错了，这不是翻旧账吗，难怪皇帝大怒了。而且张璁是什么人呐，首辅！皇帝最宠信的人。

张璁因为名字犯了忌讳，皇帝赐名“孚敬”。世宗刚上位的时候喜欢吟花弄月，大学士费弘因此红了一阵子。但是张璁在这方面不行，于是“露章攻弘，诮其以小技希恩。上虽不诘责，而所出圣制渐希矣”。可见世宗是很在意张璁的，《万历野获编》里还有很多地方提及皇帝对张璁的信赖恩宠。何渊去招惹他，不是蜉蝣撼树吗？不知道他被贬到外地之后有没有再挨揍。

何渊从入仕到被贬，前后八年多，就纠结在进考和世庙两件事上，真是狗血的仕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