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偶尔去散步的那条小径平常一定很寂寞。

它只有一米宽，左边是一排细竹，竹子后是我们小区的围墙，右边是十多米宽的小河，河坡上长满绿草，栽了各种树。河的对岸是一个小巧别致的公园，这个季节的柳叶已经小鱼苗大了，枝条依然柔嫩，在水面上摇摆，桃花开得热闹，远看一片深深浅浅的红。

有一次谈到不用出门身边也有美景时，我们谁也没有看谁，就知道对方说的是这条小径。我们每个星期都去那里散步，清楚每棵树的位置，比如昨天去，他说：“你看，才几天没来，玉兰就谢光了。”我抬头一看，果然，上次来满眼的玉兰花，现在竟连一片残瓣都没有了。我不喜欢玉兰，嫌它开得粗枝大叶又脏污污，谢了倒高兴。

这里也开过梅花，大约是在一个月前，当时我还穿着羽绒服。是红梅，星星点点缀在寒枝上，报春的意思。这次走不多远，竟然发现一株重瓣红梅开得正好，我以为这个季节不会有梅花了。那红真是庄重又热烈，开得极满，一个花苞都不剩，我禁不住停下来细细看，阳光落在水面上，被波浪荡成碎金，晃得我没法睁开眼睛，这株红梅真叫人惊喜。

再往前走又看到一种紫色的花，叫不出名字来，上次来时它还没有开，花苞密密地挤满了枝条，我误以为那就是花了，说这可真难看，像苍蝇。这次苞开了，内里绽出偏蓝的亮紫来，不得不承认，其实开了也还好，并不难看。

又碰到两株重瓣红梅，大约是在阴处，只开了六七分，还有不少苞儿圆鼓鼓如小豆。

在两条河流的汇合处转弯，一条东边来的，一条南边来的，交汇处如拥抱般呈漩涡，然后合在一处往北流去。这个转角处偶尔有人垂钓。

转弯后走不太远，就来到一棵大树下，这树上有个巨大的鸟窝，我们戏称它是鸟界别墅。树下有两块大石头，我们于是坐下来，如果是下午，偏西的太阳就在正前方，四下里只有鸟鸣声。我们有时候在这里给朋友打电话，有时候聊聊天，或者摘两条柳枝，编个花环，更多时候是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待着，看河水一纹一纹淌过。

这棵大树下临水开了一丛迎春花，上次来时就开了，这次还开着，我喜欢黄灿灿的颜色，像炒好的鸡蛋，比炒鸡蛋还好看，说不定这花也可以吃。我们常常商量下次可以带点零食和书来，不过说了好多次，没有一次临出门想到带东西的。

坐够了往回走。我们小区的流浪黑猫常坐在路边，它很孤僻，我和它的距离从来没能缩短到十米以内，即便是它怀孕的日子我们给它送饭，也只是看到它在前面，远远放下，然后自动消失。这次也不例外，它看到我们过来了，视而不见我们的献媚，转身钻进了竹林。

有一只小鸟叫得清脆婉转，啾——啾啾！原来它就停在路边的一棵广玉兰上，跟麻雀差不多大小，肚子胖胖的，在理羽毛。我们离它不超过一米，抬头朝它说嗨，它一点也不怕人，站得稳稳的，忙于理它的毛，时不时仰起头来，啾——啾啾！一声。河边柳树上的一只鸟，虽然叫声完全不同，似在应答它，每当广玉兰上的叫一声，柳树上的就回一声。

从小径出来，像关上一扇门。瞬时是车水马龙，噪音扑面而来。那只啾啾叫的小鸟不过在身后十几米，但听不到了。

我折了一根带花苞的红梅枝条带回来，家里没有花瓶，找了矿泉水瓶注水，插上。今天早上一看，连花带苞都萎了，庄重热烈的红里隐隐透出黑来。

对于日本，我们这代人实在感情复杂。从小受的国家主义教育令人始终不忘历史的耻辱，最早接触的日本人形象是抗战题材电影上留着小胡子、愚蠢又凶残的日本军官，听到最多的日语是咬牙切齿的“八格呀路”；可是时间推移，这种单一印象受到无数信息的冲击和篡改，日本的电子产品是那么精致耐用，日本的漫画让人不忍释卷，日本的女优大胆又清纯，日本人足球居然踢得不差，电影中的日本环境优美非常干净，听说“鬼子”大多礼貌周到⋯⋯

这就好比我一直听说隔壁二狗子既下作又痴呆，因此对他鄙视加痛恨，可慢慢发现他比我强，近来也没干什么坏事，甚至还对我笑了笑，于是我愤愤地想妈的笑里藏刀的死囚徒，而前天他竟然遭了难，很惨，我忍不住很同情，可内心那个不肯认输的我却跳出来说自作自受丫根本是自作自受不值得同情！这么一想，汶川地震后说日本救援队是来我们地盘打探机密的流言也就好理解了，这次日本地震有人说是核试验结果的猜测也不那么匪夷所思了。

其实，日本人到底怎么样，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呢？我没去过日本，记忆中也没跟日本人打过交道，只好向书本求教了。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把日本的文化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对这个概念，她拿来与西方的“罪感文化”比较，作了较详细的阐释。“ 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它发展人的良心，这种社会可以定义为‘罪感文化’”，也就是说将“善”、“信”等观念根植于人心深处，一旦行为有违这些基本原则，则内心就会产生最恶感；日本人不同，他们没有罪恶感，甚至认为人不必有罪恶感，他们也有一套强制执行的行为准则，不过他们严格遵守不是为了让内心好过，而是因为出了差错会招致他人的耻笑。所以，“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或者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是，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

时时保持对耻辱的敏感，而不是对真善美的信仰，是日本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最主要特征。日本森严的等级制度、对天皇的绝对忠诚、强烈的家族责任感、对名誉的无比执著和对“情义”的重视，都是靠着日本人对耻辱的敏感来维系的，以上这些原则，只要他们没有遵从，就会感到深深的耻辱。因此，这其实是一种外在的、极其强烈的约束力，日本人因此显得比其它民族更加审慎、克制和不可理喻。

但是，这只是日本人的一个方面。正如作者本尼迪克特在开头所言：“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黜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他们的军队受到彻底的训练，却又具有反抗性。”日本人是矛盾的，直至今日仍然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他们谨小慎微彬彬有礼，可是他们毫不掩饰对肉欲的迷恋；他们既生产精密的高科技产品，又出产萌死人漫画；他们爱干净到有洁癖，可是他们的爱情动作片dirty程度令人咂舌；他们的作家能写出最最健康纯真的爱情，还能激进地切腹自杀⋯⋯

日本人是怎样看待这种分裂的呢？事实上，他们大概根本不觉得这有什么矛盾，他们的道德体系里没有“善”“恶”的对峙，没有来世的期许，也没有地狱的恫吓，他们相信每个人死后都是神，他们的文化体系早已为他们制定好了一切细枝末节的规矩，只要照章行事，就不会遭受耻辱，一切都是绝对的。就拿灵与肉的冲突来说，在西方文化里，精神是高尚的，肉体是低贱的，耽于肉欲就是“恶”，“在日本人的哲学中，肉体不是罪恶。享受可能的肉体快乐不是犯罪。精神与肉体不是宇宙中对立的两大势力，这种信条逻辑上导致一个结论，即世界并非善与恶的战场”，但这并不妨碍日本人在遵行原则的时候极度克制。

本尼迪克特把“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的差异归结于不同的儿童培养方式，她认为日本人一生中摆脱束缚、享受自由的程度曲线呈“U”字型，也就是，童年和老年时期可以随心所欲，而成年和壮年时期则要努力修行，谨言慎行。这跟欧美乃至中国的教育方式都是相反的。正如本文开头所说，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严厉的，很多东西早早被灌输在大脑里，一旦成年有了自主意识，不可避免地要感到已有的道德体系、认知体系与“自我”的冲突和分裂。

众所周知，日本文化受中国影响很深，可是某种程度上又可以说，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差别巨大。拿日本从中国照搬的“忠”与“孝”来说， “中国人并没有把这些道德看成是无条件的。在中国，忠孝是有条件的，忠孝之上还有更高的道德，那就是‘仁’，通常被译作‘benevolence’（慈善、博爱），但它的含义几乎包罗了西方一切良好的人际关系。父母必须具有‘仁’。统治者如果不‘仁’，人民可以揭竿而起，反对他。‘仁’是忠义的先决条件”，而“忠”和“孝”移植到了日本不再讲条件，是绝对的。所以中国不断历经朝代更迭，日本的天皇却屹立不倒，虽然很多时候他只是个傀儡。

本尼迪克特写的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日本文化，半个多世纪的欧风美雨，日本人自然不免接受普世价值的改造，变得随和一些、柔软一些了。不过，把《菊与刀》中的日本国民性打个折扣来看，还是有助于理解这个跟我们比邻却又雾里看花的国度。

纸上读来的日本，还是无助于我们彻底解决对日本的疑惑。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任何被塑造起来的单一、极端形象都值得怀疑，一个民族的特征岂是三言两语可以道尽的，不切身实地去观察一段时日不可以下断语。本尼迪克特写作《菊与刀》时虽然没有亲身去日本考察，虽然当时大战硝烟刚散，她的态度却是公允严肃的。

大三那年冬天，我和好友无意中发现学校后门的一个麻辣烫小摊出产极好吃的猪血豆腐，于是一段时间内我们几乎每天都去那里解决晚饭。 

在武汉读过大学的大概都听过各校学子总结的一句顺口溜，“学在武大爱在华师”神马的，当然了，这句话有很多不同版本，我们经常听到的，后面还有一句，就是吃在敝母校。母校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跟本地另外两三所大学比拼，那还真是，咳咳，今儿天气真不错啊。8过，8过，讲到吃，光是老校门前的一条堕落街，就足可说是卧虎藏龙、兼收并蓄了。第一次到敝母校的人，必须穿过各种蛋糕面包房、粉面馆、以及烧烤摊、铁板摊、水果摊、糕点摊、粥铺等等所散发香气的迷阵，才能见到大隐隐于市的母校老校门。

扯远了。也就是说，经过两三年的锤炼熏陶，我好歹算吃过些东西的人，不会大惊小怪了。但后门的麻辣烫小摊一张开，就惊艳了我的舌头。麻辣烫本来是川渝特产，在我们湖北，荆沙的麻辣烫也算有名。我老家的小镇上，每年夏天一到天擦黑，一条街上每隔十来米就支起一个红白蓝编织袋缀连起来的帐篷，顶上挂个百瓦的白炽灯，灯下是一口直径约半米的大铝锅，底下烧着煤炉，一张张小折叠桌拼起来，将锅炉和老板三面围起来，留出的那一面，方便他进出取菜取餐具什么的。桌下放着塑料小方凳，来了人先坐下，老板给你一副碗筷，你想吃什么，朝锅里指一指，有熟的他就拿给你，没有就临时烫上。麻辣烫都知道，可烫的无非是各种蔬菜、豆制品、午餐肉什么的，都穿在竹签上，一端靠着锅沿，大部分浸到汤底里去烫，熟了捏住竹签那一端拿出来，用筷子往下一推，热气腾腾的豆干土豆片什么的，就掉在碗里了。还有各种粉面，放在漏勺里，整个漏勺浸到锅里，筷子搅散，少时粉面就熟了，漏勺提起来倒进碗里，再加小半碗汤汁，粉面吸收了各种蔬菜肉类的味道，又烫又鲜，解馋又饱肚子。我们读高中时街上就如雨后春笋冒出了一家家麻辣烫摊，也不知摊主哪里学来的手艺，反正应该是解决了很多闲散人员的就业问题。我们常常晚自习后去吃，吃得饱饱再回家睡觉，最多不过三四块钱。摊主最欢迎学生，因此有赚无类，只吃一块钱也附送满腔热情。

到武汉也吃过不少麻辣烫，不过都没有老家的好，这绝不是我偏爱，后来带同学去我老家尝过，都说味道确实赞。

大三那年冬天，学校后门就冒出了这么一家麻辣烫小摊，摊子很寒酸，竟连编织袋帐篷也没有，只在两棵树之间扯块红横幅，上书“野战麻辣烫”。初初去吃没抱希望，他们刚开张，几乎没生意。跟我家乡的麻辣烫略不同，他们有两口炉子，大的用来涮，小的上面一口小铝锅，里面炖着猪血豆腐。豆腐块比色子略大，很嫩，炖得入味，不散块，猪血是寸条状，一样鲜嫩，微微弹牙，难得是毫无腥气，大约是汤汁略有麻辣味，小火慢炖了大半天，所以麻辣味已进入了豆腐和猪血块中，吃起来只觉满口嫩滑。我和好友一吃惊艳，再尝他们的麻辣烫，竟然不比我老家的差，一问之下，果然老板两口子是荆沙人。

我们于是常常去吃，也推荐朋友去吃，“野战麻辣烫”的名声不胫而走。老板娘因为我们是熟客，常常锅里什么东西已经熟透了还没有人点时，就拿起来放进我们碗里，轻声说请你们吃。老板娘极麻利，待客又热情，应付十几个客人也滴水不漏，抽空还能把土豆削了皮，切成片，穿在竹签上。老板是三十岁上下的男人，一头卷发及肩，络腮胡，大冬天的只在破烂的内衣外罩件乌漆抹黑的皮衣，敞着胸口，坐在一边抽烟，跟隔壁水果摊的老板吹牛。我看到他就想起《国产零零漆》里卖猪肉的周星驰，你看他给小摊起名就知道不是俗人了。

没有帐篷，每逢下雨他们就得歇业。因此那学期结束，老板跟我们说，明年来了打算租个门面，照这个势头，很有搞头。

不过下学期开学之后，他们没有来，一直没有来。这很正常，今天你能吃到味美多汁的肉夹馍，很可能那做肉夹馍的兄弟明天就回老家了，你永远不能再跟他们说少肥肉多香菜了。还有风靡一时的红豆饼，还没有吃够，老板已带着他的独门秘方销声匿迹了，只留下你懊悔当初为什么不多吃两个。

我大四那年冬天爱上了猪肝粉丝煲，老板也是两口子，有帐篷。他们摊位要大多了，光是看那口八孔煤气炉就知道他们生意做得有多大，可惜他们没有摊名，学校里口耳相传说新大门丁字路口的煲，味道极好。我去吃了几次，总结出猪肝苕粉煲最合口味，于是又天天晚上去吃。吃煲是可以任意搭配的，各种粉面都有，宽粉细粉粉丝绿豆粉苕粉细面宽面圆面扁面，搭三鲜、猪肝、肉丝、牛肉、肥肠等等。再加一两株圆头小白菜，少许黄花菜，呼，你当时要问我点什么，我只能昂起头，一边吐热气一边口齿不清地说嗷嗷嗷嗷嗷。卖煲的，他们不是第一家也不是最后一家，成功窍门是粉一定要煮到既不硬又不面，入口爽滑的同时能一嚼就烂，太硬固然吃不下去，太面也没嚼头。我最爱他们的猪肝煲是因为从来没吃过那么嫩的猪肝，咬下去还能迸出汁来。猪肝汤里加少许辣椒面和醋，鲜里透出微酸微辣，吃完一身汗。

煲摊的老板娘也是一把好手，八只煲同时开工，个个顾到，且从来没有失过水准。老板黑瘦黑瘦的，四十岁上下，他也没闲着，夫妻二人还兼卖烧烤，烤肉烤鱼烤蔬菜，吃着煲再吃点烧烤，的确是好主意。我喜欢吃个烤玉米，玉米是甜玉米，上面刷一层油，撒点盐、胡椒粉和孜然，慢慢烤。等玉米烤熟，煲差不多吃完了，啃一口，先是咸味和孜然的香，然后玉米的津甜喷涌出来，好吃死了。玉米吃完，也就饱了。这么一顿，合人民币四元。真是穷学生的春天。

我听人家说，煲摊一晚上能卖出三四百个煲，再加上烧烤，夫妻俩一天的生意额度总不下千元，利润想必也是可观的。不过我也听老板夫妻说过，太累了，全年无休，每晚守生意到半夜，一早又起床要买菜准备什么的，可能做不了多久。

果然，后来他们也无声无息地走了，学校附近再没有那么登峰造极的猪肝粉丝煲了。

我读研搬到研究生宿舍，离后门远，一向在新大门一带觅食 ，堕落街不复当年之勇，但偶尔去一次，总有新品种小吃悄然出现，味道也不赖。

后来有一次偶然去后门，发现“野战麻辣烫”不知什么时候又回来了，欣喜之余当然要坐下来重温当日美味。可惜，猪血豆腐又咸又涩，麻辣烫更是难以下咽。麻利的老板娘不在，老板的泡面头也不见了，理了个平头，还穿那件皮衣，围着围裙站在锅炉边，一面抽着烟，一面招呼我这唯一的客人。

他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告诉我，那年冬天回了老家，过年嘛，忍不住去赌博，结果把赚到的钱都输了，既没有钱回来租门面，连本钱也没有了，不久老板娘就跟他离婚了。

我试着安慰说，你把生意做好，赚了钱，接她回来。

他黯然搅了搅锅里，说，她跟了别人。

我不知再答什么。

他又说，几年了，变化好大。

我说是，变化好大。

后来我再没去过后门，也没见过他。

今天听学弟说，母校西门建了一座立交桥，堕落街整条拆除了。

有一件小事，令萧红对祖父起了芥蒂。

写于1934年的《蹲在洋车上》是萧红早期的作品，后来收入到散文集《桥》里。它记叙的也是童年往事，从萧红四五岁起，祖母每次上街都例行问问她想要些什么，萧红每次都回答要皮球，可是祖母一次也没有给她带过皮球。到了她六岁时，“我愈渐讨厌我那个皮球，那真是太小，而又太旧了；我不能喜欢黑脸皮球，我爱上邻家孩子手里那个大的；买皮球，好像我的志愿，一天比一天坚决起来”。正是由于这个坚决的志愿，小萧红离家出走，“自己出街去买皮球了”。

结果自然是皮球没有买成，反而迷路了。“我不晓得自己走了多远，只是我是在疲劳。不能再寻找那家商店；我急切地想回家，可是家也寻觅不到。我是从哪一条路来的？究竟家是在什么方向”？

就在不知所措跌倒路边的时候，一个拉车的洋车夫让她上了车，问了她家在哪里，送她回家。可是等车拉到家门口时，调皮的萧红也不老老实实坐着，而是蹲在车上，于是“洋车忽然放停，从上面我倒滚下来，不记得被跌伤没有”，可能是太紧张和心疼孙女，“祖父猛力打了拉车的，说他欺辱小孩，说他不让小孩坐车让蹲在那里。没有给他钱，从院子把他轰出去”。

善良的洋车夫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另萧红久久不能释怀，也让年幼的她初初意识到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不平等，还使她对祖父的蛮不讲理心生不满，“所以后来，无论祖父对我怎样疼爱，心里总是生着隔膜”。

当然这只是一件小事，并不影响祖孙相依为命的感情。尤其是萧红的祖母去世后，萧红更是闹着要睡到祖父的屋里去。祖父教她念《千家诗》，没有课本，只是口耳传诵，祖父念一句，她跟着念一句。“早晨念诗，晚上念诗，半夜醒了也是念诗。念了一阵，念困了再睡去”。（《呼兰河传》）

人老了，是一步步往后走的，而孩子是大踏步向前进的，彼此相伴的时间不会太长久。1920年萧红九岁时，她上学了。如此一来，跟祖父一起消耗在后花园里或者念诗的时间自然少多了。

再往后，萧红念完初小念高小，再上中学，渐渐开始脱离家庭。而年迈的祖父越来越衰弱，又抽上了大烟，病到神智不清，有一次竟然忘了三女儿已经去世好几年，让萧红写信叫三姑妈过来。

因此萧红每每放假回家，总是陪在祖父身边，到了开学时又不忍离开。“祖父睡着的时候，我就趟在他的旁边哭，好像祖父已经离开我死去似的，一面哭着一面抬头看他凹陷的嘴唇。我若死掉祖父，就死掉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人，好像他死了就把人间一切‘爱’和‘温暖’带得空空虚虚。我的心被丝线扎住或铁丝绞住了”。这一段出自1935年萧红署名“悄吟”发表在《大同报》副刊《大同俱乐部》上的文章《祖父死了的时候》，记录的是1929年祖父去世前后她内心的孤苦和绝望，当时萧红正在哈尔滨上中学。

萧红最后一次同祖父见面的情形，这篇散文里也写到了。“大门开时，我就远远注意着祖父住着的那间房子。果然祖父的面孔和胡子闪现在玻璃窗里。我跳着笑着跑进屋里。但不时高兴，只是心酸，祖父的脸色更惨淡更白了。等屋子里一个人没有时，他流着泪，他慌慌忙忙的一边用袖口擦着眼泪，一边抖动着嘴唇说：‘爷爷不行了，不知早晚⋯⋯前些日子好险没跌⋯⋯跌死。’”

死亡的羽翼从人一出生起就笼罩在头上，有时候它忽然就浓重起来，将人吞噬进它的阴影，而有的时候它只是缓缓地由淡转浓，缓慢到人甚至觉察不到它的变化，可终有一天会被它挟裹而去。

萧红的祖父张维祯已经八十一岁了，他知道自己随时可能死去，他闻得到死亡的鼻息，他想到自己要是死了，孙女就再也看不到爷爷了。

这一天不可避免地来了。萧红从赶学校回家，“这回门前吹着喇叭，幡杆挑得比房头更高，马车离家很远的时候，我已看到高高的白色幡杆了，吹鼓手们的喇叭怆凉地在悲号”，“这回祖父不坐在玻璃窗里，是睡在堂屋的板床上，没有灵魂地趟在那里”，一切都在表明，祖父是真的死了，而死亡是这世间最最不可逆转、无能为力的命运。

“祖父装进棺材去的那天早晨，正是后园里玫瑰花开放满树的时候。”想到童年的恶作剧，想到祖父满头插满玫瑰花的样子，和祖孙俩的大笑，可想而知她的痛楚是何等剜心刺骨。所以在萧红十年的写作生涯里，代表世间一切温情和美好的童年、后花园、祖父，始终萦绕在她的笔端，时而以小说时而以散文形式进行文本再现。

祖父的死带给萧红的不仅仅是悲痛，还有恐惧和绝望。这是与她年纪不相称的绝望，1929年她还只有十八岁，旁人眼里应该正是如花似苗、青春盎然的时候，她却已经开始回顾人生，感到绝望了：“我懂得的尽是些偏僻的人生，我想世间死了祖父，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世间死了祖父，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可能她是悲观的吧，但她的确洞见了一个事实，这世间不会再有人像祖父那样疼爱、宠溺她了。

《呼兰河传》是孩童视角，没有写到“我”长大后的事，萧红只在“尾声”里写：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呼兰河传》是萧红的代表作，是一篇是散文化的长篇小说。小说前两章里作者的笔触就像电影镜头一样，缓缓在呼兰小城扫过，寒冷、泥土、灰尘、喧嚣、荒凉、愚昧、轮回、挣扎，这片土地上的常态和细节，被移动的镜头一一摄录在内。直至第三章镜头停止移动，定焦，才有了第一个进入读者视线的人物特写：“呼兰河这小城里住着我的祖父。”

萧红的祖父名张维祯，他性格温厚善良，有童心，也有些懒散好闲，青年时读过诗书，学过经营农商，但很快就发现自己既无兴趣也无天赋，遂放弃世俗经济，安闲度日。所幸家资还算丰厚，虽屡屡入不敷出，靠着祖传的几十垧土地和房屋，收租子也能养活全家上下。

张维祯与夫人范氏共育有三女一子，可惜小儿子不幸夭折，为延续香火，夫妻二人决定过继堂弟张维岳的第三个儿子张廷举为嗣子。这嗣子便是萧红的父亲。等到张廷举长大成家生儿育女时，张维祯已是六旬老人了，如萧红在《呼兰河传》里写的：“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儿子夭折，女儿逐一出嫁，虽然有嗣子承欢膝下，毕竟有所隔膜，可以想见孙女的降生给暮年的张维祯带来了多少安慰，驱赶了多少寂寞。祖父对萧红，不是疼爱，是溺爱了。这一点，萧红年幼时便敏感地觉察到了，“等我生来了，第一给了祖父无限的欢喜，等我长大了，祖父非常的爱我。使我觉得在这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还怕什么呢”？儿童看似不谙世事，对于谁爱她谁不爱她，谁亲切谁淡漠，却有天然的分辨能力。写作《呼兰河传》是在1938年至1940年间，距离祖父去世已经近十年，但记忆和笔锋一旦触碰童年和故乡，令萧红笃定和自豪的，还是祖父给她的爱。

后花园是祖孙的乐园，“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戴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大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当祖父下种，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边，把那下了种的土窝，用脚一个一个地溜平。那里会溜得准，东一脚地，西一脚地瞎闹。有的菜种不单没被土盖上，反而把菜子踢飞了”。萧红的祖父本身就是一个闲散的老顽童，对于这个跟在自己身后的孙女儿，他既不端祖父威严的架子，又不摆教训的姿态，发现她把地里的谷子都铲掉而留下了一片狗尾草时，也只是大笑一阵然后耐心地教她谷子和狗尾草的区别。

像所有被宠溺惯了的孩子一样，小萧红也免不了做一些调皮的事。“后花园中有一棵玫瑰。一到五月就开花的。一直开到六月。花朵和酱油碟那么大”。一天，萧红无聊中摘了很多玫瑰花，摘下来了用草帽兜着，却不知道拿来做什么，于是突发奇想要给祖父戴起来。祖父蹲在地上拔草，萧红正好站在他背后，往他的草帽上插花，祖父只知道萧红在弄他的草帽，却不知道一朵朵红彤彤的玫瑰插满了自己的帽子了，还兀自说：“今年春天雨水大，咱们这棵玫瑰开得这么香。二里路也怕闻得到的。”

正忙乎着插花的萧红听了这话，可乐坏了，“我笑得哆嗦起来，我几乎没有支持的能力再插上去。等我插完了，祖父还是安然的不晓得。他还照样地拔着垅上的草”。

等到祖孙俩从后园回到屋里时，“那满头红彤彤的花朵，一进来祖母就看见了。她看见什么也没说，就大笑了起来。父亲母亲也笑了起来，而以我笑得最厉害，我在炕上打着滚笑。

“祖父把帽子摘下来一看，原来那玫瑰的香并不是因为今年春天雨水大的缘故，而是那花就顶在他的头上。

“他把帽子放下，他笑了十多分钟还停不住，过一会一想起来，又笑了。”

这件事给祖孙二人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欢乐和笑声，萧红常常提醒祖父道：“爷爷⋯⋯今年春天雨水大呀⋯⋯”“一提起，祖父的笑就来了。于是我也在炕上打起滚来”。

这种祖孙之间的默契和温馨，大约所有受到过祖辈庇护和宠溺的孩童都能体会，并且成年后时常忆起这最最无私和包容的爱，以慰藉当下的彷徨无助。萧红大抵就是如此，《呼兰河传》虽是小说，是为故乡作传，但她却有意无意地在作品渗入了太多真实的细节和亲身经历的往事，隔着二十年的光阴，隔着现实与回忆的距离，她显然在重温自己童年时享受过的温情，而这，泰半来自当时年近古稀的祖父。《呼兰河传》里写祖父的一章，无疑是整篇小说中最温情、色彩最柔和的部分，读过它的人，都不会忘记五月的玫瑰和祖孙俩的大笑。

如前文所述，萧红的祖父不善经营又爱好闲散，“因此常常挨骂，祖母骂他懒”。萧红自然是站在祖父一边的。祖母一骂祖父，她就拉着祖父的手往后园里去，因此祖母连她也一起骂上了，祖父和萧红是“死脑瓜骨”和“小死脑瓜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