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按捺不住，看了几集新版《红楼梦》。如无意外不会继续往下看了，意外就是突然很多观众众口一词地说原来新红楼越到后面越精彩。

然后呢，也按捺不住要挑挑刺。

对白

新版《红楼梦》的对白几乎原封不动来自《红楼梦》原文，这点让我很意外，有新《三国》在前，我已经准备好迎接暴风骤雨般的雷人对白了。

采用这种文白糅杂的对白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不符合当下的用语习惯，会造成理解上的难度，可能流失很多非红迷的观众。

但是“几乎原封不动”不表示真的原封不动，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多少要有所增减，我发现但凡是编剧自己造出来的对白，文和白的糅合都不大自然。一时想不起例子，但就我看的三四集里有好几处，很刺耳，一下就能挑出来。

用这种对白还有一点很麻烦，就是非常考验演员的台词功底。

台词

《红楼梦》里的对话，对当时的人来说就是口语，但几百年过去了，当时的口语放现在就是书面语。新版《红楼梦》要保留原著的韵味，对白一定不用采用现在的口语，你看新《三国》里曹操开口就是“我爱死他了”之类的，简直就是恶搞。

但是这种文绉绉的台词要怎么讲才自然，甚至该怎么断句，对剧组和演员来说都是个大难题。前面一两集听着还好，到了后面就觉得演员在念稿子，像小学生朗读课文，尤其是黛玉（唉，黛玉后面再说）。更糟的是，竟然真的发生了断句错误，贾宝玉与秦钟初会，秦钟说了一句“再读书也需有二三人为伴”，大意如此，这句话正确的断法应该是“再/读书也需……”，而秦钟念成了“再读书/也需……”。这个错误说明演员和相关工作人员缺乏古文语感，台词像朗读课文也就不足为奇了。

剪辑

甄士隐抱着英莲上街看热闹，碰到一僧一道，两人要将英莲带走。新《红楼梦》使用最频繁的视觉效果出现了——快速剪辑。士隐抱着英莲站在中间，僧和道的脚下如凌波微步，两人围绕着父女俩忽闪忽现，不似神仙，倒像恶鬼。

导演李少红有忠于原著的意愿，因而不难发现，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怎么写，导演就尽量怎么拍。只是小说可以花几百字、一大段去描写一件物事，电视剧里如果镜头在一样东西上缠绵不去，谁还愿意看？就算有人看，那得拍多长？时间是个很重要的因素，小说处理它的手法和电视剧处理它的手法应该截然不同的，导演可能拍的时候按照小说的节奏来，后期剪的时候发现实在太长了，于是一些她认为无关紧要的部分采用了快速剪辑，所以无论是人、船、车，走起来都是一日千里的架势，前一秒在这，下一秒就几十米之外了。

忠于原著不是照搬原著，必须有所舍弃。这么一剪，整个电视剧显得很急躁，侯门深闺里那种慢条斯理的味儿都没有了。

旁白

旁白过多也是为大家诟病的一点。电视剧是面向大众的，《红楼梦》人物众多，情节又比较分散，因此它要照顾到那些没读过原著的观众。为了让观众更明白，电视剧采用了大量的旁白，多到简直超过演员的对白了。

其实在我看来一是导演太想把故事讲清楚了，因而罗哩罗嗦的，二是镜头语言用得不好。比如第一集用了大量旁白来讲甄士隐的背景啦性情啦之类的，看过旧版电视剧的人都知道，很好处理，就是镜头一扫，甄老先生拿着剪刀在给花草剪枝修叶。

我发现现在不管是电视剧还是电影导演，都很为观众的智商担心，他们老想着要是表达得不够清楚，观众就没法理解。新版《红楼梦》的大量旁白就是一个佐证，很多东西其实用镜头来暗示一下就好了。

还有一点就是插入，冷子兴演说荣国府那一段，楞是要插进一个个人物亮相，我看的时候不禁在想，这是电视剧呢，还是百家讲坛呢？

人物

黛玉呆。导演说谁规定林黛玉不能白白胖胖了，又说这种晶莹剔透、瓷娃娃似的女孩儿，比较容易让像宝玉这样的男孩钟情。好吧好吧，先不讨论宝玉的审美如何，也不说这黛玉是不是称得上倾国倾城，单说那表情，那台词，直接改名林呆玉好了。

黛玉初进贾府，一切要察言观色，以免失了分寸，所以饭后见到规矩跟自家的不同，少不得学着众人一一改过来。所谓察言观色，其实是眼角余光一瞟，表面上要不动声色，但新版里的林黛玉对着镜头三次回过头去看人家怎么做，这哪里是心似比干多一窍的林黛玉啊！

林黛玉伶牙俐齿、说话尖刻、爱吃醋、好使小性儿，这都是原著里明明白白的，但是如宝钗所说她是“让人爱也不是，恨也不是”，又爱又恨的那种娇俏。宝玉在薛姨妈那里吃酒，李奶奶上来阻拦，林黛玉一番抢白，让李奶奶自打嘴巴。新版里黛玉的那番抢白，台词像朗诵，不见尖刻，倒是让人昏昏欲睡，而且木着一张苦脸，怨毒之气冲天，哪有半分娇俏啊！

宝钗柴。大概因为新版黛玉胖的缘故，导演另选了个削瘦的演员来演薛宝钗。宝玉到梨香院去探宝钗，按照原著来的话，这时候应该给宝钗来个特写“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如水杏”，明明是一个丰腴、白皙的大家闺秀，可是新版宝钗不仅脸小而扁，而且貌不惊人。所以特写没有，远远的一个剪影敷衍过去了。

熙凤软。刘姥姥一进荣府，见到的王熙凤应该是不怒而威，谈笑间有震慑力，聪明有手腕。新版王熙凤威严倒是装出来了，一笑就太过，变成了谄媚。你说她对着一刘姥姥，那得是居高临下、故作姿态的笑，三分真七分假，拿捏不准味道就变了。

还有如贾母、宝玉、秦钟、王夫人、袭人、晴雯，一一列下去的话一天都写不完了。总之一句话，明知不该对比，还是深叹旧版选角的英明，和演员表演的到位。

布景

新版号称耗资多少亿打造，想必花在布景上的钱也不少。会芳园里尤氏宴请贾母，镜头一拉，后面华丽丽的布景板，宏大是很宏大，我怎么看着那么奇幻呢！

其余如头饰、服装、灯光等等已经被议论得太多了。作为一个多年红迷，我只能说，这绝对不是我心目中的《红楼梦》，承受极限也就这么几集了。

或许，在这个创作处处受限的环境下，我的失望不是来自导演或演员，而是由于自己不切实际的期待。

» 阅读全文

刘瑜的《送你一颗子弹》到手约有半个月了，忙碌中逮着机会就翻两页，有时候是睡前，有时候是足球比赛中场休息。其实书中大部分篇章已经在刘瑜的博客上读过，但还是一篇不落地重看了遍。近年来将博客文章整理出书好像成了潮流，我就买过几本，品质都不错，经得起重读。因而联想起几年前关于网络文学的论争，随手记一点感想。 

1．

六七年前，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一个自称作家的中年男人，他听说我读的是中文系，又喜欢看看书，就把自己一份尚未完成的小说手稿交给我，一来听听我读完的想法，二来让我打成电子稿。当然了，此前我从未听过该男作家的名字，现在也忘了。我问他发表过什么作品，他嘟嘟囔囔几个刊物来，《芙蓉》、《芳草》这种。

手稿看完，也打成电子稿了。他带张软盘来找我，让我拷进去，我指着电脑，告诉他现在早不用那玩意儿了，我连驱动器都没装。

作家问我对他未完成的作品有什么看法。那是一篇让人昏昏欲睡的所谓现实主义小说，语言毫无出彩之处，结构老得掉渣，故事情节，我还记得是讲男女关系的，絮叨半天找不到推进情节发展的好办法，原地打转又不肯往深处走。刻薄点说，唯一可取之处是他的毅力，竟然能坚持写那么长。

我当然不能直言不讳，于是自认为很委婉地回答他，大概九十年代这么写的人比较多，现在的人恐怕不爱看。

作家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然后转换话题跟我谈起他认识的一两个知名作家，都是供职于某省作协的委员之类，说有空要带我去拜会谁谁谁，又问我有没有参加过写作培训班。我答没有，他很慷慨地说下半年我带你去，几千块学费而已。还问我喜欢读哪些人的作品，我说了一两个外国小说家，他一脸茫然，从未听说的样子。

后来话题渐渐不受我控制地滑向某个方向，我再嫩也知道是怎么回事，找个借口遁了。

过了几个月，作家又上门来找，说想起我帮他打了电子稿他还没谢我，打算推荐一篇我的文章到某杂志去发表。我摆弄电脑的当儿，他已经不客气地一屁股坐到了我的床边上，问我待会去哪吃饭好。我跟他说一会同学要来找我的，他没多说话，拿了稿子就走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作家。

2．

前几年，大概在博客刚刚开始流行前后，发生过几次关于80后、网络文学的论争。那时候很多象牙塔里功成名就的教授站出来指点江山，其姿态常常让我想起上面说的作家。他们不屑使用新工具，不大乐意年轻人拥有话语权，也一般不会提携你，除非你“把青春献给”他。他们满足于自己的那一套话语体系，即便屈尊问你的想法，也是做个样子，事实上，他根本不在乎你说什么，顺耳的挑几句存起来，不顺耳的权当小孩放屁。关于网络文学，他们既不能熟练操作电脑，也没认真读完过几篇网络文章，就急急忙忙地宣布网络无文学，只有垃圾。（以上只是我的偏见，不代表全部事实。）

最近说这种话的人是作家麦家，就在今年。不过时过境迁，已无法形成声势浩大的讨伐网络运动了，甚至连论战都没来上一个回合就息事宁人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才几年光景，作家和学者们里新潮的那部分已经上网写博客写微博，充分享受被关注的欢乐了，他们不仅知道软盘早已遭淘汰，一部分还懂得用手机在微博上现场直播自己的日常生活呢；另一部分，没错啦，他们手里还牢牢握着话语权，不过我们也有选择不听的权利喔。 

3．

小时候常常听到大人训斥“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这当然不仅是礼仪问题，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小孩和年轻人是没有话语权的，想开口说话？想参与意见？熬吧，等着从媳妇熬成婆吧。只怕届时开口第一句就是“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如果连公开表达的机会都没有，一个人怎么可能反思，怎么可能和他人交流，又怎么可能进步呢？鲁迅好几十年前就曾说我们这个国家是制造顺民的大工厂，放在现在来看，上一代的理想不还是把下一代培养成自己的顺民吗？你不在他们许可的范围内表达，不使用他们的话语体系来表达，就对你进行封杀和棒杀。

科技推动进步。在我看来，科技就是持在年轻人手里的匕首，用来割断上一辈人捆在自己身上的绳索。若非如此，一代接一代地克隆下去，哪来进步？

所以你看，正因为互联网的发展，因为博客等网络平台的出现，我们现在有韩寒、刘瑜等很多年轻的意见领袖，他们用的是年轻人的语言，谈论的是我们关注的话题，而且，他们对生活还没有完全“看透”，还有一点没被同化的“天真”。自然，时不时会有人跳出来说他们的文章不够严谨，学养又没有专业背景（针对韩寒的），或者表达态度太过随意等等。几百年前伏尔泰就说过：“我不赞成你说的每一句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句话在我们中国人的口头上也挂了好多年了，可家长制余威尚在，至今它没有成为一条“常识”。

现在好了，不管表达还存在多少限制，不管在这个众声喧嚣的局面中一个人发出的声音有多微弱，至少你可以开口了，而且除了前辈的训斥，你还可以听到一点同代人的回音了。 

4．

读博客文章编成的书，时不时会产生一丝恍惚。

过去我们的语言是可以粗分为书面语和口头语的，意思很明白，书面语用于书写，口头语用于口头表达，但两者的界限其实早已打破，主要是口头语向书面渗透，很多小说里都会用一点方言，显得很活泼，有地域特色。

但是现在产生了另一种新的语言形式，网络用语。举个例子，ORZ，上网的人都知道这仨字母凑在一起是什么意思，翻译成书面语是膜拜，翻译成口语该是天啦，太强了之类。这种翻译就像外国小说翻译过来一样，可能意思差不离，但里面那种很微妙的东西就在翻译过程中流失了。

有时候在书里看到这类网络专用词汇，一瞬间回不过神来，我这是在读书呢，还是上网呢？不过既然口语可以向书面渗透，网络用语又为什么不可以呢？譬如我读到小说里有湖北方言，会感觉亲切生动一样，读到书里的网络用语，也会觉得，哎，一伙的！

5．

刘瑜在“后记”里写道：“对于记录生活和世界，我有一种强迫症式的癖好。在一定程度上，文字不是我记录生活的方式，而是我体验生活的方式，因为书写的过程拉近了我和被书写对象的距离，使最微小的事物都呈现出无关和表情。多年的书写，使‘回忆’对我来说变得可能：重读以前的文字，发现自己原来还读过这本书，还认识那个人，还有过这样奇怪的想法……沉没的世界重新浮现，我像捡到满大街的钱包一样捡回无数个过去的自己。”

这大概道出了很多文艺青年的心声，包括我。我们孜孜不倦地书写、记录，只是为更贴近、更好地审视自己和生活，保留更多注定流逝的回忆，就好象掰玉米的熊，它不丢掉一个就没法掰下一个，于是它掏出一架相机，咔嚓咔嚓给它的玉米们照了相，带着相片，它可以心安理得地继续了。

所以，这是网络提供给我们的又一个便利，不必将青春献给谁，来获得书写和发表的权利。

» 阅读全文

你们懂哒！

» 阅读全文

 关于《倾城之恋》，几年前写过一篇《胡琴奏舞曲》，那时啃理论起劲，简直是拿了放大镜在张爱玲的一本《传奇》里翻找现代性、殖民文化、遗老遗少、中西碰撞等大命题。现在读与写都离学术越来越远，终于可以无知无畏地放言，这些不过是小说的边角料，最多是历史对文本无意却必然的渗透，绝非作者当时已有先见之明，要给后世的研究者提供一块文字化石，专注于此固然有少许professional姿态，也可能在汗牛充栋的评论文章中得出一点新奇但本质上偏颇乃至牵强的观点，其实作为一个读者，如此解读却是舍本逐末，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说到底，薄薄一本《传奇》里十篇小说，左不过是些男男女女、生死爱欲，再往深处讲，也就是人性的幽微和折转。然而人性也还是一个太大太宽的范畴，但凡写人的小说，多多少少总要与人性发生关系。鲁迅笔下的“国民性”莫非不是人性？然而阿Q与曹七巧的差别岂止天壤？《传奇》的格局并不大（这是好多人诟病张爱玲的一个有力武器），兜兜转转都在男女情事上，说不尽道不完。

闲话少叙，说回《倾城之恋》吧。

开篇就是一个丧讯，白流苏的前夫得肺炎死了，七八年前离婚后，白流苏就一直住在娘家。此时她的哥哥们都劝她去给前夫奔丧，然后终身守寡，设法过继个侄子当儿子养，因为“他家是个大族，就是拨你看守祠堂，也饿不死你母子”。这已是摆明了嫌弃她在娘家白吃白住，白流苏要真回了前夫家，那就是另一个曹七巧了，被黄金枷锁铐得动弹不得，再用它去劈杀几个身边的人，拉着一起下地狱。

但白流苏不是曹七巧，她“实在是一个相当厉害的人，有决断，有口才，柔弱的部分只是她的教养与阅历”（张爱玲《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被逼上绝路、冷了心肠的她不是选择妥协求稳，反而决定要搏一搏了。她一介女流，“没念过两年书，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拿什么去搏？徐太太劝她再嫁，她说“那怕不行，我这一辈子早完了”，这不是谦辞或矜持，她在娘家闲了七八年，没有出去交际的机会，也没人张罗给她介绍对象。徐太太一番话一针见血：“这句话，只有有钱的人，不愁吃，不愁穿，才有资格说。没钱的人，要完也完不了哇！你就剃了头发当姑子去，化个缘罢，也还是尘缘——离不了人！”这段话其实也是张爱玲自己的意思，她就说过“极端的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易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出处同上）。说得再明白些，饭都吃不上的情况下，你想玩完，想决绝、想大彻大悟？没门！

以白流苏二十八岁、离过婚的条件，她想再嫁，着实没什么可挑的，幸而她还算美。张爱玲写她的外貌，像是时光浸润透了的玉，精致——“她那一类的较小的身躯是最不显老的一种，永远是纤瘦的腰，孩子似的萌芽的乳。她的脸，从前是白得像磁，现在由磁变为玉——半透明的轻青的玉。上颌起初是圆的，近年来渐渐的尖了，越显得那小小的脸，小得可爱。脸庞原是相当的窄，可是眉心很宽。一双娇滴滴，滴滴娇的清水眼”。你能感到作者的笔触都是轻飘飘的，小心翼翼的，生怕碰碎了她。

不过，你别把女子娇柔的表象看成她易碎内心的外在流露，白流苏第一个漂亮反击战就打得白家人不敢再小瞧她，小小的手段就令本该和妹妹相亲的黄金王老五范柳原冷落主角，和她跳了一场又一场舞。流苏心里明镜似的，“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女人们就是这点贱”。说张爱玲毒舌的，多半也是女人吧，她不仅看透了女人，还骂出声来了，由不得你不恨她。

白流苏对范柳原的第一印象是什么？“范柳原真心喜欢她么？那倒也不见得。他对她说的那些话，她一句也不相信。她看得出他是对女人说惯了慌的，她不能不当心——她是个六亲无靠的人，她只有她自己了。”这个外表柔弱的女人内心固若金汤，她下半辈子的衣食荣辱都寄托在再嫁这唯一的出路上，不能不审慎再审慎，更何况她不是没领教过男人的人，那个死了的前夫和家里不成器的哥哥都是活生生的教材，她对着范柳原这样的风月老手，可以说是洞若观火。白流苏对范柳原的殷勤，一直是这个防范的姿态，直到两人同居。

范柳原伙同徐先生徐太太想把流苏骗到香港去，流苏一眼就看穿了，但她还是决定将计就计，去香港征服范柳原，“流苏的手没有沾过骨牌和骰子，然而她也是喜欢赌的，她决定用她的前途来下注。如果她输了，她声名扫地，没有资格做五个孩子的后妈。如果赌赢了，她可以得到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出净她胸中这一口气”。所以她去香港是抱着背水一战的心态，既急迫，又明确。

相比起白流苏来，张爱玲写范柳原仿如隔了一层纱，流苏在猜，读者也在猜，他究竟打着什么算盘？他到底爱不爱流苏？只有读完全文，读者才和流苏一样明白，他是爱她的，可他也要她爱他，他明知流苏的处境，知道她需要他用结婚来拯救，他说她把婚姻当作“长期的卖×淫”，是一语切中流苏的命门，可他吝啬到不愿没有回报地拉她一把，他要的回报不是她的人，他不缺女人，他要的是她的心。就像流苏后来猛然悟到范柳原其实是爱自己的，可是又恨恨地想，“这毒辣的人，他爱她，然而他待她也不过如此”！

流苏为什么不能爱范柳原呢？如上文所言，她是抱着征服范柳原、出一口恶气的心态来香港赌博的，她没有恋爱的闲情逸致，结婚才是她唯一的目标。她精打细算毫厘不让，压根没有想过要了解范柳原，分分钟盘算的都是有无可能和他结婚。范柳原哀恳似的对她说：“我要你懂得我！”她非但没有被打动，想的却是：“原来范柳原是讲究精神恋爱的。她倒也赞成，因为精神恋爱的结果永远是结婚，而肉体之爱往往就停顿在某一阶段，很少结婚的希望，精神恋爱只有一个毛病：在恋爱过程中，女人往往听不懂男人的话。然而那倒没有多大关系。后来总还是结婚、找房子、置家具、雇佣人——那些事上，女人可比男人在行多了。”很煞风景，不是吗？

可范柳原也不省油，流苏的敷衍和漫不经心，他看得清清楚楚。一个想快快地走进婚姻，一个要罗曼蒂克的恋爱，对彼此关系的诉求截然不同，于是两个人行进的路线就像两条平行线，虽然是朝着对方在前进，却注定没法互相满足。

总之，流苏的第一次香港之行，两人简直在博弈，为了达到各自的目标，死死守着自己的城池，等着对方来投降。不过在等待和持久战上，女人向来是拼不过男人的，流苏快三十岁了，更等不得。她决定以退为进，“既然他没有得到她，或许他有一天还会回到她这里来，带了较优的议和条件”。

这场看似不分轩轾的战争就此鸣金收军，但还是范柳原占了上风，因为流言蜚语对于女人的杀伤力总是几倍于男人的。流苏回到上海，苦苦熬了几个月，几近绝望时终于等来了范柳原让她去香港的电报。这次她屈服了，去做她的情妇，多半是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她没有第二条路了。流苏去香港与范柳原同居，是双方妥协的结果，他们谁都没赢，他没得到她的心，她也没将他捆进婚姻。他们发生了关系，却没有达成和解。

好在香港沦陷了。炮弹轰隆隆地炸毁了一座城，炸毁了文明，也在他们心里的堡垒上炸开了一个缺口。兵荒马乱朝不保夕的时候，他们被捆在了一起，流苏心想，“别的她不知道，在这一刹那，她只有他，他也只有她”。不知道是谁先举了白旗，总之在一个夜晚，流苏终于感到“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于是她懂了范柳原为什么说“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首最悲哀的诗。她伸出手，隔着被子抱住了身边的这个人，然后，也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他和她想要的婚姻。

其实就是一瞬间的慈悲和舍得，一瞬间的彼此体谅和依赖，可要不是战争将一切秩序和文明毁灭，两个人激战正酣，寸土必争，谁肯率先丢盔卸甲赤诚相待呢？所以通常历史书上只记载兵胜兵败，无人清楚那见血的刀怎样挥向他人头上，怎样落到自己身上；旁观一场恋爱，也只在乎结局是分道扬镳还是白头偕老，却不知道怎样的机缘巧合、天时地利人和才造就一段倾城佳话，也不管一将功成万骨枯，“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

梁文道在《我执》里写了一段煽情的话：“如果一座城市可以为了一段不大光彩的暧昧感情而陷落，世界上的战争与和平，天灾及人祸，又为什么不能是我们的见证呢？”

——不说也罢！

» 阅读全文

福柯在《性经验史》第一章“我们是‘另一类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中讲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性，说“性经验被小心翼翼地贴上封条。它只好挪挪窝，为家庭夫妇所垄断。性完全被视为繁衍后代的严肃的事情。对于性，人们一般都保持缄默，惟独有生育力的合法夫妇才是立法者。他们是大家的榜样，强调规范和了解真相，并且在遵守保密原则的同时，享有发言权。上自社会，下至每家每户，性只存在于父母的卧室里，它既实用，又丰富。除此之外，其余的人对性都不甚了了。于是，彬彬有礼的态度就是要避免肉体的接触，用词得当就是要求净化语言。”

福柯以上所讲，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性状况，但在他看来，从17世纪到19世纪的三百年间，围绕着性，简直是“发生了一次真正的话语爆炸”，“从18世纪以来，性就不断地激发起一种普遍化的话语亢奋”，而且，这种谈论性的热衷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权力运作的结果。因而他得出的结论是“现代社会的特点不是把性隐藏起来，而是在强调性是‘秘密’的同时，热衷于一直谈论性”。

福柯的总结给我的启发是，回头重看古代中国的男女关系，赫然发现古人并不是生活在一个纯洁、禁欲的男女关系之中，他们禁的，其实是爱情。关于这点，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阐释得非常透彻：“恋爱是一项探险，是对未知的摸索。这和友谊不同，友谊是可以停止在某种程度上的了解，恋爱却是不停止的，是追求。这种企图并不以实用为目的，是生活经验的创造，也可以说是生命意义的创造，但不是经济的生产，不是个事业。”很好理解，恋爱深入独占的，这无疑是会妨碍人类最大限度的繁衍。因此“在乡土社会中这种精神是不容存在的”，男女之间必须被阻隔，感情必须被导向他方。阻隔手段主要是地位的去平等化，女人较男人地位低，沦为附属，没有平等，爱情无从发生；而导向则是将男人的感情往同性方向引导，也就是说，君臣、父子、兄弟之情要远远高于男女之情。至今流传下来的“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兄弟如手足，老婆如衣服”等等箴言，就是参与这种权力建构的话语。

以上都是废话。理论是浮云。不过在我看来，进入20世纪的男男女女，面对着前辈建构起来的两性局面，遭遇了一个共同的难题，那就是在婚姻里怎样协调爱和性的关系。无论他们来自有性压抑传统的西方，还是无爱情土壤的东方。

张爱玲的《沉香屑 第二炉香》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无法整合的婚姻悲剧。四十岁的英国人罗杰安白登在香港的华南大学做了十五年教授，二十一岁的愫细蜜秋儿年轻静美，即将成为他的妻子，她生活在一个全部由女人组成的家庭里，蜜秋儿太太生了三个女儿，丈夫死去后一直守寡，愫细的姐姐为“丈夫禽兽般的行为”离婚后住在娘家，愫细还有个尚未成年的妹妹。蜜秋儿太太家教严谨，连报纸都要自己审核过了才给女儿们看。这本该是一桩不错的婚姻，愫细是有点太年轻，但罗杰却是真的为她深深着迷。不过打从新婚之夜起，这场婚姻就变成了走不出的可怕梦魇。罗杰的新婚妻子好似一个贵重的大洋娃娃，不谙世事的她把夫妻性生活看成了罗杰的兽行，半夜从婚床上逃开，并将此事在罗杰任职的华南大学里大肆宣扬开来。流言蜚语和异样的眼光压迫着罗杰一步步走向绝境，他不仅名声毁于一旦，而且被学校里的对头抓住这个把柄，夺去了教职。而愫细还是那个大洋娃娃，无辜、静美。

张爱玲别出心裁地在开头起了个引子，以“我”和爱尔兰女孩克荔门婷的对话来引入故事，而且对话的发生地点在图书馆，“克荔门婷兴奋地告诉我这一段故事的时候，我正在图书馆里阅读马卡德耐爵士出使中国谒见乾隆的记载”。克荔门婷刚从姐姐那里受了一点性教育，来跟“我”分享，她说：“我真吓了一跳！你觉得么？一个人有了这种知识之后，根本不能够谈恋爱。一切美的幻想全毁了！现实是这么污秽！”而“我”，一个中国女孩的反应是：“多数的中国女孩子们很早就晓得了，也就无所谓神秘。我们的小说书比你们的直爽，我们看到这类书的机会也比你们多些。”

现在看起来是不是挺不可思议？一个东方女孩竟然比来自文明、发达西方的女孩更早懂得性×爱。其实真相是，自古以来我们的话语系统里从不规避性，女孩子长到一定年纪就知道自己的任务是繁衍后代，而繁衍自然是通过性。所谓爱情，倒是个舶来品，差不多进入了20世纪，有了男女平等的呼声，爱情才成为一种普遍需求。

跟张爱玲这个很相似，伊恩·麦克尤恩的《在切瑟尔海滩上》讲的是一对年轻的新婚夫妇，在洞房花烛之夜，因为性的不和谐最终分道扬镳的故事。爱情可以是彬彬有礼的，你可以将自己切成两半，暂时抑制住“邪恶”的一半，用“纯净”的那一半去恋爱，可是“性”不可以，那一张婚床上承载的不只是两具身体，还有各自全部的过往，包括童年阴影、思想包袱、洁癖、家庭环境等等。

一段现代意义上的婚姻必须既满足人类繁衍后代的本能，又满足人们精神上相恋的需求。这样一来，比起有性无爱的古老东方式婚姻和重爱轻性的西方维多利亚式结合，它是不是更沉重？对男女在性与爱的契合度上是不是要求得更精确呢？《在切瑟尔海滩上》的女主角弗洛伦斯并不像愫细那样对性懵懂无知，她知道自己在性上“不正常”，甚至潜意识里作了一番弗洛伊德式的剖析，她还知道性×爱是她在婚姻中应尽的义务，她深爱着爱德华，因此提出两人共同生活在一起，互相帮助扶持，只是没有性，爱德华愿意的话，可以去找别的女人寻求这方面的满足。

这当然只能是个幻想，就如我上面所说，现代人对婚姻的要求如此之高，不仅要情感的高度依恋，也要性×爱的充分和谐，而且还将这两点联系起来，看成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所以无论哪一方面缺失，都是不完美的婚姻。对充满幻想的年轻人来说，更是一种背叛，是无法接受的。这两个例子都比较极端,但从中或许可以管窥现代婚姻的困境。

张爱玲的《沉香屑 第二炉香》在我看来略嫌粗糙，而且作者什么都说了，没给读者留下多少解读的空间，一直不是很喜欢。这次重看，倒是发现了一段有趣的文字：“在这图书馆的昏黄的一角，堆着几百年的书——都是人的故事，可是没有人的气味，悠长的岁月，给它们熏上了书卷的寒香；这里是感情的冷藏室。”“感情的冷藏室”这个比喻我很喜欢。

而伊恩·麦克尤恩的《在切瑟尔海滩上》就温情脉脉得多了。特别中意它的结尾：

“在切瑟尔海滩上，他本来可以冲着弗洛伦斯喊出来的，他本来可以去追她的。他不知道，或者说他不想知道，当她从他身边跑开时，在即将失去他的痛楚中，她对他的爱一定比以往更强烈，或者更难以自拔，此时如果能听到他的嗓音，她会得到某种解脱，她会回过头来。然而，夏日黄昏中，他只是冷冰冰地站着，理直气壮，一言不发，看着她沿着海滩匆匆离去，她举步维艰的声音淹没在飞溅的细浪中，一直看到宽阔而笔直的、在黯淡的灯光下隐隐闪烁的砂石道上，她成了一个模糊的、渐行渐远的点。”

So beautiful！

»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