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权力话语”这一概念逐渐普及，我们写论文都喜欢论证合法性的建构，一来还算新，二来看上去挺聪明。但学了点皮毛如我，去写论文觉得小半瓶水咣当咣当，远不够用，实际生活中却自觉火眼金睛，一有蛛丝马迹就兴奋得如同抓了只雀儿的猫，要叼到主人面前去卖弄卖弄才好。谁知道呢，也许是只傻猫，一根鸟毛还当令箭，看官在心里鄙夷且同情地想：“唉，可怜的家伙！”
《集结号》前半段血肉横飞，有我们在以往的抗战片中难得看到的残酷性。过去“以少胜多”的场面会这样来表现：通讯员走进来，敬礼，说“报告，刚刚收到捷报，我军前方战士于某某地成功击退敌人三次进攻，歼敌3000人，损失500人”，这时领导露出激昂的笑容，一拍桌子说：“干得好！”
对一场战争的描述和结论，就只是两个数字，500人（先不管敌人）的尸体摞起来得有多高，500人又是后方多少人的牵挂，在战争片中无关紧要，每个死去的人只有一个符号，偶尔镜头扫过他们，是一个戴着钢盔的头，或者扛着枪奔跑的模糊身影。《集结号》的成功处在于它还原给了这些符号以姓名、性格和身份，既表现了他们惨烈的死，也表现了他们的被符号化——他们是牵制敌军的一枚棋子，被团长牺牲了不算，还被组织给遗忘了。还原的过程很不简单，还具有偶然性，更多阵亡的人依然是符号，墓碑上写着“无名”。
在我们的历史书籍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被建构成这样的话语系统：以少胜多不可阻挡，斗志昂扬胸怀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长期艰苦但以苦为乐。还原真实就是解构话语，战场上没有激昂的音乐，也没有热情洋溢的浪漫主义，有的是被炸掉的肢体，血肉模糊，人已经不再是人。
任何战争都是违反人性的，无论它打着什么样的旗号。也许《集结号》表现战争的残酷性暗示着战争的反人性，或者说，只要走向前迈进一步，《集结号》就能成为一部反战影片，反战意味着反敌的同时，也否定自己，它不敢如此斗胆，于是，在解构的同时它也加入了合法性建构的行列，吕宽沟在影片中述说地主的罪行，谷子地是荒年死里逃生的孤儿，虽然是轻描淡写的几笔，无不在论证我方加入战争的正义性、合法性，而残酷性就被转嫁到了敌人身上，那死去的3000具尸体，即便只落得个符号的下场，也是活该，何况还有缴枪不杀的宽大政策呢，这是过去战争题材影片的惯用手法。
导演冯小刚是个有抱负的艺术青年，却偏偏在导演喜剧影片上大获成功。转型之作《夜宴》走悲剧路线，讲一个中国化的“哈姆雷特”，却博得了观众笑场；这次痛下决心，一改明星制度，启用不知名演员，再讲个人性化的故事，一不小心又成了主旋律。两部影片最终的成品，可能都不是艺术青年冯导所满意的，但《集结号》比《夜宴》成功许多，所以有理由相信：冯小刚，下一站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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