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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伦·坡有一篇侦探小说《黑猫》，写的是一个人由于酗酒从善良变得暴躁，将他原本珍爱的黑猫普路托剜去了眼睛，黑猫从此对他敬而远之，在这里爱伦·坡有一段话是这样的：“我毕竟天良未泯，因此最初看见过去如此热爱我的畜生竟这样嫌恶我，不免感到伤心。但是这股伤心之感一下子就变为恼怒了。到后来，那股邪念又上升了，终于害得我一发不可收拾。关于这种邪念，哲学上并没有重视。不过我深信不疑，这种邪念是人心本能的一股冲动，是一种微乎其微的原始功能，或者说是情绪，人类性格就由它来决定。谁没有在无意中多次干下坏事或蠢事呢？而且这样干时无缘无故，心里明知干不得而偏要干。哪怕我们明知这样干犯法，我们不是还会无视自己看到的后果，有股拼命想去以身试法的邪念吗？”然后，此人将黑猫吊死在树枝上，当晚，这人家里起火，烧得家财散尽，只有一面白墙壁不倒，上面有一层浅浮雕，赫然是一只猫，脖子上还挂着绳索。他虽然用科学向自己解释了一通，但还是心存害怕，后来又从酒吧带回了一只与普路托相似的猫，这猫被带回家的第二天就不知被谁剜掉了一只眼睛，这使得他对这猫又深恶痛绝又害怕。一天他失手杀死了自己的妻子，然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隐藏尸体的方法——把尸体砌进墙壁。之后他发现黑猫竟同时不见了，心里充满了恐惧，在警察搜查他的家时，墙壁里发出了猫叫，原来他在慌乱中将猫与尸体一起砌进了墙壁。之所以如此详细地讲述情节是因为这篇小说写出了一连贯的潜意识，由于酗酒而暴躁，由暴躁而愧疚，由愧疚而恼怒，由恼怒而恶向胆边生，而后又由于愧疚而恐惧，由于恐惧而又暴躁，总之心理描写层层推进，丝丝入扣。
再看《魔道》这篇小说，写主人公在火车上对对座的黑衣老妇人产生了怀疑，这怀疑继而变成恐惧，他疑心老妇人是个妖怪，接着联想到西洋的女巫和《聊斋志异》里的鬼怪形象，在一连串的胡思乱想之后，他又觉得这不过是一个平常的衰老于生活的妇人，接着他便安心欣赏窗外的风景，看到一个大土阜，又联想到王妃的陵墓，这时，有了这样一段描写：“他们会发现一个大大的石室，中间有一只很大的石供桌，上面点着人脂煎熬的油灯。后面有一个庞大的棺材，朱红漆的，当然，并且还用黄金的链吊起着。还有呢？他们就把那棺材劈开来，是的，实演大劈棺了。但是并没有庄周跳起来，里面躺着一个紧裹着白绸的木乃伊。古代的美貌王妃的木乃伊，曳着她的白绸拖地的长衣，倘若行到我们的都会里来，一定是怎样地惊人啊！……惊人？还不止是惊人，一定会使人恋爱的。人一定会比恋爱一个活的现代女人更热烈地恋爱她的。
　　如果能够吻一下她那放散着奇冷的麝香味的嘴唇，怎样？我相信人一定会有不再与别个生物接触的愿望的。哦，我已经看见了：横陈的白，四围着的红，垂直的金黄，这真是个璀璨的魔网！”这已经发展到了一种变态的性心理，注意这里出现的颜色，白，红，金黄。
然后，思维又有了跳跃：“也许石室里是乌沉沉的。也许他们会凿破七重石门，而从里面走出一个神秘的容貌奇丑的怪老妇人来的。是的，妖怪的老妇人是常常寄居在古代的catacomb里的。于是，他们会得乱纷纷地抛弃了鸦锄和鹰嘴凿逃走出来，而她便会得从窟穴里吐出一重黑雾来把洞口封没了的。”主人公的心理已经从性转而为恐怖，这里出现的颜色是乌沉沉和黑。他看着对面的老妇人，又怀疑她是妖怪了，这时幸而他已到了目的地。
但恐惧并不因此而终止，他在朋友家里端着茶杯看着窗外的大雨，惊骇地发现老妇人的黑影出现在远处的竹林底下，他“完全给恐怖、疑虑和愤怒占据了”，但其后发现那黑影不过是玻璃窗上的一块污渍。
他在傍晚出门散步，这里又有一段潜意识的描写，“种种颜色在我眼前晃动着。落日的光芒真是不可逼视的，我看见朱红的棺材和金黄的链，辽远地陈列在地平线上。还有呢？……那些一定是殉葬的男女，披着锦绣的衣裳，东伏西倒着，脸上还如活着似的露出了刚才知道陵墓门口已被封闭了的消息的恐怖和失望。”朱红和金黄又出现了。接下来是“贵重的东西都是黑色的。印度的大黑珠，还有呢，记不起许多了，听说西藏有玄玉……但总之黑色的女人是并不贵重的，即使她们会得舞Hula，女人总是以白色的为妙……”颜色已经与恐惧、情欲等种种情绪联系在一起。散步到古潭边他碰到了一个正在洗涤的村姑，有了这样一段心理描写：“这倒并不是等闲的景色，至少在我是满意了。她洗些什么？白的，绞干了。现在，这是一块红红的……‘休洗红，洗多红色浅’这古谣句浮起在我脑筋中了。我倘若对她吟着这样的谣句，她会怎么样？不，这太迂了，她不会懂得一个字。她并且不会觉得这是一种调笑。”红和白在这里确切无疑地表露了主人公的猥亵心理，但是恐怖接踵而至，他又将村姑的母亲看成了黑色的妖怪。
晚餐时，红的番茄，陈夫人在黄色灯光下掩映成白色的淡红绸洋服，涂着胭脂的嘴唇，使他陷入了与陈夫人接吻的性幻想中，以致第二天他看到陈夫人坦然自若时心里不胜恼怒，而陈夫人怀里的黑猫又使他产生了恐惧，进而他认定陈夫人就是昨天那个黑色女巫的化身了。
主人公回到上海后，戏院大黑字的卡纸、黑啤酒都令他联想到黑衣的老妖妇，而他穿着白绸衣服的老情人令他联想到陈夫人，又由陈夫人联想到妖妇，他的情欲彻底与恐惧合流。回到寓所后，收到一封通知他女儿死去的电报，结尾处，“使我毛发直竖的，我看见一个穿了黑衣裳的老妇人孤独地踅（音学）进小巷里去。”
对于《魔道》这篇小说，评论界褒贬不一，1992年施蛰存曾这样说：“在《魔道》这一篇中，我运用的是各种官感的错觉，潜意识和意识的交织，有一部分的性心理的觉醒，这一切幻想与现实的纠葛，感情与理智的矛盾，总合起来，表现的是一种都市人的不宁静情绪。”有人觉得文章最后关于女儿死去的电报是败笔，我认为是点睛之笔，这是一处引人遐想的若有丝无的笔触，既可以来解释主人公的抑郁和恐惧，又能让人产生疑问：为什么女儿不同他住在一起，为什么周末去度假也不看女儿，究竟他早知女儿病重还是一无所知？这其中的想像空间是很大的。这篇小说是我认为施蛰存所有小说里潜意识描写最出色也是技巧最圆熟的作品，其恐惧的层层递进膨胀及结尾处忧伤孤独的突然一击，是比爱伦·坡的《黑猫》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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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一段时间了，现在还在努力修改，尤其是第二段和第四段，如有人看到，请及时提意见，帮助我修改哈~

一、 关于历史
索尔仁尼琴说“忘旧事者失双目”，我们无须将《夹边沟记事》看成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但是，杨显惠的确拉开了遮在我们眼前的那一层帘幕，使我们得以第一次看清1960年以前的夹边沟农场，看清反右时期的整个中国，甚至重新认识我们已知的“历史”，在时光积淀的尘土下究竟还隐藏了多少触目惊心却不为人知的过去。
“1961年10月，臭名昭著的夹边沟农场被撤销。就在右派被遣返后，农场的一名医生被留了下来，他留在夹边沟工作了六个月，任务是给1500名死者‘编写’病例，一直到1961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编写’完成。1500多名右派几乎全是饥饿而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见‘饥饿’二字。”这种编造的“历史”往往会掩盖事实的真相，几代人后书面历史取代记忆历史，前人的苦难和痛楚在编写的病例中被全部消解，历史的意义也全部消解。1500个活过的人，曾经怎样受到人格的屈辱和生命的摧残，又曾经怎样在生命线上做艰难而无望的挣扎，这原该留给当下和后人沉重的思考、忏悔和警示，可掩饰成了变相的包庇和默许。
在《夹边沟记事》发表之初，不少人提出质疑“吃人”乃是作者虚构的情节。没有历经苦难的人是无法理解苦难的，在《上海女人》的最后一段，李文汉问到了女人的地址却没有去找她，这是为什么呢？也许不是“徒劳一场”和“扫兴”那么简单。与上海女人重逢，就是挖掘起夹边沟的记忆，就是挖掘起吃人的记忆，在阳光灿烂丰衣足食的年代，李文汉不需要这样的记忆，不愿意相信曾经真的有过那样的岁月，他只是将他当成了一场噩梦，梦醒了，又何必再提？
如果没有杨显惠的追访，相信很多从幸存的右派都会对夹边沟的往事三缄其口，因为那是一段丧失了人性丧失了最起码人格的往事，是苦难，也是灵魂的阴影和耻辱。《在列车上》有这样一段：“我问他：喂，你还记得那件事吗——在夹边沟的时候，你们几个人把天祝县医院的王大夫肢解的事。我一提这事，他的脸色立即就变了，很尴尬的神情，忙忙地说，不提那事，不提那事。那些事情，我一想起来就恶心。我说他：你现在恶心啦？可当初，你们把人家肢解了，那时候你没觉得恶心吗？他的脸色涨得通红，难为情极了……”在那个非常时期人已非人，当他再度回归人时，自然不愿那段非人的往事。
所以，编造的病历轻易地伪造了历史。杨显惠说“写《夹边沟记事》就是想打开这个黑盒子。”幸好《夹边沟记事》掘起了受难者的尸骨，将现实赤裸裸地呈现于我们面前，才使我们不致在这段历史上成为有眼盲人。

二、不能承受之“重”
现如今“饥饿”已成为一个历史词汇，中华民族的苦难和沉重都成过去，包括文学在内的意识形态越来越趋向浅显、消闲和时尚。关于苦难的记忆渐渐远去，南京大屠杀被简化为“30万”这一不带感情色彩的数字，文化大革命被“十年浩劫”轻描淡写地带过，历史和生命都越来越“轻飘”，个人目光短浅地局限在自我身上，没有超出本身及物质以外的思考。
《夹边沟记事》也许能给这越来越轻的时代和时代里的人们当头一击，苦难其实并没有走远，历史的当事人尚在人间，一个个右派的往事触目惊心，当我们读到《逃亡》里骆宏远因体力不支而逃跑不遂，在荒漠里被狼啃得只剩一小块颅骨时，是不是能惊醒死亡不仅仅是一个数字，而是一个与自身等同的生命的消逝？而在《夹边沟记事》里，这种在死亡线上作着无望挣扎的例子比比皆是，最终死去或幸存，都一样触目惊心。这样的文本以其真实性向我们揭示了目光所及范围之外的另一种生存状态，在震惊之余引发关于生命、人性以及历史方面的深度发掘。

三、 关于人性
关于人性本善还是本恶，在《夹边沟记事》也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在夹边沟，饥饿、劳累和寒冷可以摧毁人的一起意志，剩下的只是最基本的求生欲。为了生存，有右派们勾心斗角打小报告，有偷盗，甚至有人吃人。对于这些，作者和读者都能持理解态度，在《贼骨头》里，俞兆远本来“满脑子都是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所以在夹边沟他的腿肿了起来，脚胀得穿不上鞋，头肿成了大南瓜。他也耻于偷窃。在饥肠辘辘人困马乏的日子里，他实在饿得招架不住的时候，就去捋草籽、捋树叶聊以充饥。”他眼睁睁看着同屋的两个右派饿死了，然后，他就偷起粮食来，并且活着逃出了夹边沟。《在列车上》，魏长海对于自己当年吃人这样剖（pou）白：“那事我们做得是不对，错了，真错了，可是……那种非常时期，也没有办法呀。他已经死了，我们还想活下去，就叫他为我们作点贡献吧……”谁也无权指责魏长海为了生存而做的事，他也是历史的无端受害人。
但是并不能说在夹边沟不存在人性的善恶。《医生的回忆》里，医生陈天堂为了得到一块手表，在没有断气的情况下就将病人送进了太平间；《这就好了》中的季队长在得知右派岳父终于饿死后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这就好了。然而，在生存条件恶劣的情况下并不是每个人都变得面目狰狞，善和美作为对立面也时时在夹边沟闪现，如《夹农》，小夹农从出生就得到女右派们的照顾和保护，连傲气的豆维柯也为他偷了黄豆，在人人饥饿的夹边沟夹农竟“长成了一个胖乎乎手脚有力的孩子”；还有《上海女人》里那个倔强而勇敢的女人，硬要将丈夫的骨灰一丝不漏地带回去，“她的身体是瘦小的。而背包又大，背包把她的肩膀都挡住了。那块绿色的头巾，她又裹在头上了。11月下旬的清晨，戈壁滩上刮着凛冽的寒风。头巾的尖角在她的脖子上像个小尾巴一样突突地跳着”，看到这一段，谁也不能说这个女人不是美的。
人性善还是恶没有定论，但《夹边沟记事》或许能告诉我们，无论在哪里，善和美都是不会消亡的，这是人之为人的根本。

四、知识份子的致命伤
在夹边沟劳教的右派基本都是知识份子，《夹边沟记事》也许能给我们关于知识份子命运的一些提示.
在《上海女人》里有这样一段：“逃跑的人总归是个别的，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不跑。不跑的原因，上次我不是说过了吗，主要是对上级抱有幻想，认为自己当右派是整错了，组织会很快给自己纠正，平反。再说，总觉得劳教是组织在考验我们，看我们对党忠诚不忠诚，如果逃跑不就对党不忠了吗？不就是背叛革命了吗？就怕一失足铸成千古恨，跑的人就很少了。”几乎所有的右派都有这样的想法，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平反”上，认为组织会来搭救自己，让自己脱离夹边沟。最后，组织的确是将右派释放了，可等待的过程太漫长，死的人太多。这里我们也许可以看出知识份子的悲剧之一，也许是将希望更多地寄托于他人而不是自己身上，以“受害人”的身份等待着被拯救而不是自救。
《贼骨头》里的“巴多学解放前毕业于北京大学，永登县人。这是个胆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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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没有更新博客了，乱七八糟扯几句。
那天用GOOGLE一搜阎连科，不知哪位大放豪言曰当今文坛有骨气的文人还剩两个半，阎连科杨显惠，还有半个是北村。北村就是《周渔的火车》的作者嘛，这个我知道，但我没看过他的作品。我现在愿意承认电影是门独立的艺术，尤其是纯文学，最好还是不要跟电影扯上关系。还是那句老话，我看过的电影里只有《霸王别姬》是超越原著的，但李碧华《霸王别姬》远远不能算纯文学。而且，李碧华碰上陈凯歌，这样的运气，不是每个握笔杆子的书呆子都能碰上的。北村嘛，也许将来我会看他的作品，也许会感到很可惜，因为听说他最近投身影视行业了。
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被禁，是件好事，因为向来都是禁而不止的，若非被禁，一篇中篇小说，还是纯文学性质的，能吸引几个人的眼球呢！但是，应该也会有很多人读了小说之后骂娘的，啥都没有，禁个屁呀，害老子屁颠屁颠看了这么多字，死了多少脑细胞你知道吗！想到这一层，我有点幸灾乐祸的莞尔啊！
阎连科的小说我还只读了这一篇，最近会补课读完的，仅仅就《为人民服务》这篇来说，我认为阎连科一支笔已经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了，你瞧前面七章写得非常紧凑，大旺的心理也很饱满，但从第八章开始，笔触放缓，情节也很缓慢，像放映机电力不足以致影片放成了慢镜头，因为大旺的心里是焦灼的，所以会产生日子太长的感觉，而阎连科的笔就将这种感觉也同时传达给了读者。这缓慢不致造成拖沓是因为除了激情过后的焦灼感，又有一种苍凉伤感的气息在蔓延，吴大旺的心情是矛盾的，情绪是复杂的。“三天后，这个师被宣布解散了，那些知道吴大旺和刘莲的性爱故事者，全都走掉了。不知道的，也全部走掉了。一个秘密被深埋在了大家的遗忘里，就像一块黄金被扔在了大海里。”这样结尾有点俗，整篇小说最耐人寻味之处便在这最后一句，关于那纠缠于性爱的爱情，关于离别关于无奈，都落在这举重若轻的一句里，并且，大旺和刘莲活动于整片小说的主角地位动摇，看完后，叫人念念不忘的倒是出场极少的师长。
阎连科若是以一支灵活的笔吸引了我，那么，杨显惠就是以其深刻和勇敢感动了我。
还记得鲁迅先生关于“真的勇士”的名言吗？当代文学中，杨显惠是我知道的唯一一个敢于写“吃人”的作家，光这一点，他无愧“有骨气的文人”这个称号。
我只看过《上海女人》这一篇，杨显惠也是我最近补课的重点。“今天我再给你讲一段夹边沟的故事，是一个女人的故事。”我喜欢这个开头，它让人思绪放松，然后再给你猝不及防的一击。在那个上海女人出现后，从李文汉的拖拉中，你有点毛骨悚然的预感，可随后这毛骨悚然被消解，因为“吃人”并不是多么让人惊讶的事，“吃人”的人只是被当成小偷，仿佛他不过偷吃了路边树上的一粒果子。再后来是上海女人的执着和痴情。最后，写到与李文汉重逢，有点阳光灿烂的感觉，还有上海的“伊丽沙白”和“维多利亚”之辨，李文汉说：“我是这样想的：挺费事地找了去，如果顾家不住那儿了，不是徒劳一场吗？就是顾家还住在那儿，但那女人倘若已经搬走了抑或不在人世了，不也很扫兴吗！”这是真的吗？我认为不是，对于在噩梦般黑夜里相逢的人，大概是不愿意在阳光下重逢的。重逢了说什么？说吃过人的人和被吃的人？
不，那只是噩梦，阳光这么灿烂，怎么可能！有些事，不止没有经历过的人不相信，经历过的人，也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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