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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在书房,就在厨房

早期现代性价值建构——理性与自由的此消彼长(上)


一、几个概念

1、现代性、现代化、现代主义


吉登斯在对“后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这两个概念作界定时,指出“后现代性”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主要属于审美方面的认识。同理,“现代性”也可以说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而“现代主义”则是审美意义上的,即有关文学、绘画、造型艺术和建筑的形式或运动。“现代化”则是指向一个过程和时期,即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从“前现代”到“现代”的时期。


“‘现代性’则主要是一个哲学范畴,从哲学的高度审视与批判文明变迁的现代结果,着眼于从传统到现代的对比上,抽象出现代化过程的本质特征,着眼于从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上把握现代化社会的属性,反思‘现代’的时代意识与精神。”(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


关于现代性,比较著名的概念界说有三个:

a.吉登斯


“我是在很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现代性’这个术语的。它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
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大略地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只要我们认识到工业主义并非仅仅是在其制度维度上。”(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在其最简单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比较详细地描述,它涉及:(
1)对世界的一系列态度、关于世界向人类干预所造成的转变开放的想法;(2)复杂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3)一系列政治制度,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吉登斯:《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


现代性乃是“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被建构起来的”。(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


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乃是现代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思维方式的转变。

b.哈贝马斯


“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设计”是哈贝马斯一直坚持的论题,它旨在用新的模式和标准来取代中世纪已经分崩离析的模式和标准,来建构一种新的社会知识和时代,其中个人“自由”构成现代性的时代特征,“主体性”原则构成现代性的自我确证的原则。


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的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它的自我理解与自我确证的问题。(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

c.福柯


福柯在谈到有关现代性问题时说,他倾向于把现代性想像为一种“态度”,“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们所作的自愿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在一个和相同的时刻,这种方式标志着一种归属的关系并把它表述为一种任务。无疑,它有点像希腊人所称的社会的精神气质”。(福柯:《什么是启蒙》)


这种现代性的“态度”或“精神气质”,福柯把它解读为一种“哲学的质疑”,亦即对时代进行“批判性质询”的品格。对福柯来说,现代性从根本上意味着一种批判的精神。

2、启蒙运动、启蒙


“相比较而论,启蒙似乎与理论问题的关系更加密切:按照它们对人的命运的重要性和影响,启蒙关系到(客观的)理性知识,关系到对人类生活进行理性反思的(主观的)能力。”(摩西·门德尔松:《论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


“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如果不成熟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引导就缺乏运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我招致的。
Sapereaude!要用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启蒙本身就相当于纯粹的否定。”(伊曼纽尔·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


“但是,公众应该启蒙自己,却是很可能的;实际上,只要他们被赋予自由,这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了。”“除了自由之外,这个启蒙并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东西;实际上,一切事物当中最没有害处的那个东西就可以称为自由,亦即在所有问题上都公开利用一个人的理性的自由。”(伊曼纽尔·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


“启蒙运动”这一概念,通常指的是在
17世纪和18世纪的欧洲所发生的一场广泛而有力的思想运动,其宗旨是运用理性来破除宗教迷信和盲从,用科学知识来消除神话和幻想,使人摆脱其蒙昧状态,达到一种思想与政治上的自主性。


“当
18世纪想用一个词来表述这种共同力量的特征时,就称之为‘理性’。‘理性’成了18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E·卡西勒:《启蒙哲学》)


对于启蒙、启蒙运动,理性与自由是两个关键词。

3、启蒙与现代性


通常认为,现代性的基本观念来自启蒙运动的精神,是启蒙精神哺育了现代性的产生。启蒙的理性精神、启蒙的科学观念以及启蒙的自由主义思想,都是现代性的基本内容和特征。尤其是“理性”成为现代性的标志性符号,“自由”构成现代性的根本价值,可以说,启蒙是现代性产生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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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选秀的“后现代策略”


看齐格蒙·鲍曼的《后现代性及其缺憾》,译者郇建立在中译本序《不确定性与安全感的丧失》中有这样一段话:

“后现代策略”是一种解构不朽的策略:在此,死亡——不可改变的事件——已经被消失行为所替代;消失者仅仅临时缺场,而不是永远消失。计算机写作取代了神圣的“原版”的观念,我们都很清楚,下一个版本将使上一个版本不复存在,它抹去了我们处于现在位置的道路上的所有痕迹。无疑,这会导致原创作品的消失,也会导致罗兰·巴特所宣称的“作者之死”。现在,人人都有机会把自己的名字和生活记录在计算机的虚拟内存中,并永久地保存下来,没有人能够拥有特权地位而被永久地纪念。当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引人注目的中心时,没有人能永久地成为引人注目的中心,也没有人永远地沉默在黑暗之中。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提升到只为“伟人”预留的位置,于是“伟人”消失了。

这种后现代“伟人”消失的症状无疑已经发生了。当尼采狂呼上帝死了时,他应该没有想到每个人在做了自己的上帝之后,也积极准备着做别人的上帝,自我认同发展到了自我崇拜,人们狂热地相信自己就是上帝,就该被崇拜。媒体推波助澜。选秀节目狂热,媒体号称“给你一个舞台”,干什么?给你一个让别人瞩目的机会。于是平庸的个体一个个出现在了大屏幕上,出丑了吗?不在乎,要的就是那种万众瞩目的感觉。

是的,鱼目混珠,于是珍珠不再被青睐。鱼目是易朽,可是它便宜啊,再说,朽了一个,还有千千万万个在后面排队呢。

也许终有一天观众会对今天的选秀狂热嗤之以鼻,但我相信,尝到甜头的媒体,其媚俗倾向不会就此改变。每况日下是不可扭转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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